魏晋南北朝的民间生活：养生，是他们尤为注重的一环

谈及魏晋南北朝，或许很多人会想到“风骨”二字。一部《世说新语》，也道尽了无数名士风流。但抛开这个风骨而言，这个时代又是极为重要的。其对后世的影响，要远超五代十国等乱世。

著名学者何兹全教授甚至认为：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便是在汉魏之际完成的。显然，这是一个残酷的转变，但它才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时代也涌现出了许多“特色”潮流，除唐人标榜的“风骨”之外，这一时期的养生，便显得尤为亮眼，因为它的发展与壮大，其实是一种时代特征背景下的产物。

说起中国人爱养生、会养生，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清晨破晓时的太极剑，还是傍晚时分的广场舞，我们总能看到国人对于养生的追求。当然反对之人其实也不在少数，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

虽然这种观点不对，但它却反映了一种当今时代下的主流思想：养生这玩意，是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才去做的。中国养生热潮之所以兴起，也是因为国民基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才有了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

这个逻辑，似乎符合每个时代的发展趋向，但偏偏，它不适用于魏晋南北朝这个奇葩的时代。因为在这个乱世期间，人们对于养生的追求反而更加渴望，甚至有无所不用其极的表现。

社会思潮如此，必定是与时代特征有关，那么这个乱世下的时代特征，又对人们的养生思潮，起了哪些推动性作用呢？

（一）天灾人祸下的消极影响

从古至今，中国人面对绝境下的勇气，都是令人惊讶的。远古时期的初民，面对各种未知恐惧，尚且能想象出图腾，来增加自己生存的信心；更别提，在思潮兴起的魏晋时代了。

这是一个乱世，长达数百年的乱世。从黄巾起义开始，到三国鼎立，再到南北割据，最后到隋朝一统。这数百年间，唯有二十一年光景（即280年西晋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是统一时期的，但与长期而又深层的分裂局面来说，二十年也不足以让百姓恢复到休养生息的小农经济社会。

天灾、人祸、战争、疫病，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并不断形成恶性循环，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如魏景初元年（237年九月），“淫雨，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杀人，漂失财产。”又如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六月），“天下普旱，会稽、余姚特甚，米斗值五百，人有相鬻者。”

天灾导致饥荒、战争让尸体遍布江河田野，导致卫生环境愈发恶劣，进而引起瘟疫横行，再次加剧了对于生命的威胁。用曹操《蒿里行》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来形容，也丝毫不夸张。

在这个时代，上到皇亲贵胄，下到普通百姓，没有一个人能确保自己的生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人们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注，达到了最高点。这种心理情况，让世人对于生命的养护也愈发重视。

这种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于传统的道德伦理。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张角创立的太平道。

出身于河北巨鹿的张角，并非是豪族，也绝不是医学名家，但他的确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以致于张角振臂一呼，天下各州郡的百姓，无不争先相应。

何至于此？简单来说，张角的“洗脑”工作十分到位，而他利用的，正是百姓对于生存的渴望。在瘟疫、灾荒横行之际，张角派出弟子行走八方，一边用符水为百姓免费治病，一边又宣扬太平道的“羽化升仙”之说。

在水深火热的乱世之中，张角描绘的一幅仙家景象，无疑是最吸引百姓加入的。因为现实的残酷，让他们不得不去追求这种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而这，便为魏晋养生思潮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因为养生学说的来源之一，便是太平道所属的道教。

（二）门阀世族带来的“名人效应”

魏晋时期，豪门世族崛起，掌控了社会九成九的话语权。因此他们的喜好，是足以扭转社会风向的，比如曹魏名士何晏。

何晏这个人，没多大本事，但他的地位却很高。他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也是曹操的养子，更是公主的驸马。这种人在名士圈子里，是十分受欢迎的。按《三国志》记载来看：何晏本就容貌过人，再加上他常年嗑药，把“五石散”当饭一样吃，于是显得他的脸色十分苍白。

在此之前，只有女人才会化妆，而且多为红妆为主；但因为何晏的“背书”，导致不少男子纷纷效仿起何晏，开始在脸上化白妆。他们一般将大米研磨成粉，然后配合其他矿物质制成“粉底”，然后涂抹在脸上。一时间，白妆反而成为了社会主流。

白妆兴起，绝非个例；与之类似的，还有在身上养虱子、袒露胸怀等奇葩行为。而这些社会风俗，也都是门阀世族率先开始的。

作为社会的掌权阶层，门阀世族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而随着地位的巩固，他们又将话语权延伸到了文化事业。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文学的正式概念，也涌现出了很多的杂学。

这些思想潮流，都促使了养生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其一，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人，热衷于音乐养生，主张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让身体更容易适应生活；

其二，魏晋玄学的兴起，也让大多数名士纷纷迷恋上了“嗑药”，以何晏、葛洪为代表的一批人，希望通过炼丹来达到长生；

其三，在经历过汉末动乱之后，越来越多的名士开始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相信自我的价值，也相信审美的趣味，因此不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来促进养生事业的发展。

此时的社会，仿佛进入到了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儒家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传统的思想得到解放，道家、释家发展迅猛；新兴的文学、玄学、科学、音乐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在这种多元形态下的思想运动中，名士追求的养生，自然成为了一种新型的“领头羊”，它不仅是一种医学上的进步，还代表了思想上的融合与发展。也正是在这时，养生的思潮脱胎换骨，成了一门真真正正具有大学问的学术。

（三）民族融合的多元化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阶段的重要时期。以三国为例，中原地区与外族之间的融合，始终在进行：

曹魏的对手有鲜卑、乌桓、匈奴等部落，曹操之子曹彰曾奉命北征，并降服鲜卑、乌桓二部，促使他们向曹魏称臣；

孙吴境内，有山越遗民，比如以“民多果劲”而著称的丹阳兵，便是山越人的代表，此外还有交州等地的蛮夷，也在孙权的治理下，逐渐融入了江南；

至于蜀汉，主要便是羌族、南蛮了，刘备去世后的第二年，诸葛亮亲率大军深入到不毛之地，终于平定南蛮，并挑选其中精锐数千，组建了一支赫赫有名的无当飞军。

到东晋十六国时，人口迁徙现象加剧，各地少数民族与中原百姓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在汉、胡杂居的背景之下，民族隔阂逐渐淡化，不仅加剧了文化、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养生文化。

一方面，汉族的养生思潮流入到少数民族，彻底改变了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独有的一些养生传统，也在融合过程中流入到中原，从而为养生思潮奠定了新的要素。

（四）区域经济的小范围跨步

再回到文章开头：生活质量的提高，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养生的追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魏晋南北朝。尽管，它是一个乱世，但从局部来看，仍有一些小范围内地区因为短期处在稳定发展之中，从而推动了养生思潮的进步。

比如，曹操击败袁绍之后，在北方大力推行屯田，进而让整个北方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又如孙权治理下江南地区，是很少遭遇刀兵之灾的，在西晋灭亡之后，这里也先后成为东晋、南朝的乐土。

而南北朝对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下，劳动力的增加，便意味着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全国经济中心南移速度飞增的前提下，南方地区的经济迎来了小规模的爆发式增长。

以上这些小规模的区域性繁荣，无疑为养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物质基础。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这些区域经济的繁荣积累，养生文化即便得到了文化加长、民族融合与名人“背书”，也将如“空中阁楼”一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飞速进步。

（五）余论

当然，除了以上关于魏晋时代特征的影响外，养生文化的繁荣，也自然离不开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积累。在魏晋之前，儒家、道家、墨家、医家对于养生，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庄子》中的“养生主”一篇，便主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又如墨家墨子，代表了普通百姓的养生观，诸如“起居安稳、饮食有节”等思想，同样对后世的养生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

此外，还有医家名篇《黄帝内经》、杂家著作《吕氏春秋》等，都为养生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比如《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便为魏晋时期的音乐养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到了两汉时期，养生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刘安也在《淮南子》中倡导“静漠者神明之定也，虚无者道之所居”的观点。

至于后来的华佗、张仲景，也为养生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华佗自创的五禽戏，更是将养生给“具现”出来，让其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人热衷的健身活动。

参考文献：《庄子》、《黄帝内经》、《淮南子》、《汉书》、《三国志》、《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养生学术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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