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的“高端操作”：练练书法、听听音乐，就能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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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养生文化，拥有上千年的传承。
早在先秦时期，便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关于养生的种种猜想。流传至今的一些俚语、俗语，如“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一日三枣，长生不老”等，虽然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也表达了古人对于养生的追求和讲究。
谈到养生文化，便不得不提到一个特殊时代——魏晋南北朝。我们想象中的养生方式，无非是在饮食、睡眠、健身等方面；而魏晋时期的养生文化，却被一个个才华横溢的士族子弟给玩出了“新花样”。
一、花式养生背后的理论基础
每一个想法的实践，都离不开理论基础。因此，在了解魏晋时代“花式养生”之前，我们要先搞清楚：当时养生文化背后的思想理论。
其实，养生文化的诞生是必然的。一方面，人们渴望追求生命，即便是一统六国的秦始皇，也曾派出徐福寻找长生；而另一方面，源自于古代读书人对于“修身齐家”的认可，大凡有治国理想的读书人，都坚信“治国与治身，一理之术”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养生理论的雏形广泛分布在广大的思想家或读书人手中。至于医学名家的养生观，虽然在此之后，但却为这种理论的正式成型，起到了颇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医学养生观崛起的时代，便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
魏晋之前的养生理论，散见于儒、释、道等不同思想流派中。
如道家的“太上养神，其次养形”，主张修身养性，完成精神上的升华；儒家则兼有“养心”与“养身”，孔子曾教授弟子习得六艺，便是如此。因此后人评述曰：
“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气血，调人性情。”
话虽如此，这些关于养生的理论，只是各个流派中的一小部分，并未受到世人的重视。直到魏晋时期，一些医学名家才开始将其付诸于实践。
比如华佗的“五禽戏”，便是一种神奇的健身体操。按《三国志·方技传》中的记载，华佗及其弟子，都是这种养生实践的直接受益人。华佗“晓养生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至于他的弟子樊阿、吴普，同样活到了百岁左右。
此外，还有张仲景、孙思邈等医学名家，同样推动并见证了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的兴盛。尤其是孙思邈，集南北朝养生文化于一身，创作出了神乎其神的《千金要方》；而他本人更是不可思议，竟然一直从北周活到了唐太宗时期。就连魏征等人修史书，也曾向它征求过意见。
由此可见，到魏晋南北朝末期时，当时的养生文化非但是一种潮流，而且颇具完备性和功效性。
二、魏晋养生的“花式玩法”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我们认为的饮食养生、运动养生，在魏晋士人看来，不过是再普通不过。这是因为，当时的士族已经将“养生”二字融入到了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更为有趣的是，它们在通过对艺术、对审美、对创作的追求，也能达到理想中的养生状态。
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艺术的自我觉醒，便发生在魏晋时期。
这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有资格参与追求艺术的士族，无一不是豪族门阀出身。因此物质追求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再普通不过；而精神上的追求，才是士族们争相攀比的东西。
再加上，他们生活在一个乱世，或多或少都要受到时代的伤痛。因此更多士族在短暂安定之后，选择追求个体感受的突破与自我观念的表达。于是在儒学落幕之际，各种学说、文化与理论都得到了飞速发展。
尤其是养生文化，因为艺术的自我觉醒，开始巧妙融入到这个圈子中。
（一）书法、绘画中的养生
谈及书法，多数读者肯定会想到书圣王羲之。只是，这位东晋豪族出身的大书法家恐怕也没想到：自己和几位友人一起琢磨的“艺术”，竟然真的成了一门大学问。
没错，魏晋时期是没有“书法”这个概念的。因为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写字只是一项基本功。在这样的前提下，有些文人竟然逐渐在写字过程中掌握到了它的好处：既能修养身心，又可强身健体。
较早提出“练字修心”观点的，有东汉大名士蔡邕，他也是蔡文姬的父亲。其著作《笔论》便有提及：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这种观点，深深影响了后世。即便在现代社会，人们也笃信“练习书法能排除杂念”的说法。一部分人认为书法可静心，而另一部分人则强调书法必须在静心状态下练习。可见书法与静心之间，的确存在颇为紧密的关系。
王羲之便支持后者，他说：
“夫欲书者，先乾研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这里不仅提到了练习写字前要达到的一种心境，更规范了练字时的姿势。在练字之前，人们要调动浑身力气，将其集中到腰、肩、肘、腕以及指，通过对这些身体部位的协调，从而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同时，在下笔之前，也要掌握一种合理的运笔技巧，每一处笔画的起承转合，不仅神态飞扬，各具姿态，而且还能以极为巧妙的方式，构成书法者心中最为完美的布局。
这便意味着：人在精神高度愉悦、快乐之时，有高几率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达到了神行合一的境界，从而更好地将一身功底展现地淋漓尽致。
正如王羲之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单以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来说，便已经十分上乘了；更为难得的是，王羲之将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融汇一体，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
当时的王羲之，便处在愉悦状态下。他趁着酒兴泼墨而作，这才有了这么一部旷世经典。事后，王羲之也曾多次想要再现《兰亭集序》这般高度，可惜都未能成功。而这，便是当时的文人普遍认为的，书法具有的共性，即“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
在魏晋时期，书法不仅能愉悦创作者本身，更能愉悦他人。否则的话，它有什么魅力能流传至今，并引得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呢？
因此，魏晋世族之间还流传着“书法赏玩”的风气。正所谓：
“字之美恶，书之真伪，剖判体趣，穷微入神，机息务闲，从容研玩。”
当时的世族，出于对书法的热爱，自然能从每一部优秀的书法作品中愉悦性情、调节养志，进而达到养心目的。
在当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便已经很受欢迎了。大名士桓玄不惜拉下脸面，也要从友人手中求得，然后将王氏父子的作品“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
从这一方面来说，这又是书法与审美艺术的相结合。从《典论》、《文心雕龙》等作品的出现来看，魏晋士人已经觉醒了对于艺术的审美价值，他们希望在多样审美中得到更为高级的愉悦之情。因此上乘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都能让他们起到养生作用。
绘画艺术同样如此，给鉴赏者以美的享受，令其“乐以忘忧”，进而达到“神飞扬”、“思浩荡”的境界。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提到：“峰岫晓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正是因为书法与绘画在养生怡情上的共性，因此在魏晋以后，当时的艺术家往往会书画兼修，在绘画的同时还要题上一副字。书画彼此交相辉映，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自然提高了。
（二）音乐、舞蹈中的养生
与书法相比，音乐养生的历史更为悠久。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发现：音乐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情绪。正如周王朝的礼乐，恢弘庄严，自然便产生了教化作用。
早期的音乐，是只有五个音调的，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而来。对此，《黄帝内经》中有云：
“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此人之与天地相应也。”
可见，远古先民将天地中的“五音”“六律”对应到了人的“五脏六腑”。于是，他们聆听自然，创作出了雅正之乐，用来唤醒人们内心的本真，进而引导他们完成精神上的升华。
这个过程，反映了早期人类在面临自然时的勇气与探索心。相传，这种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那时的人们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变得畏手畏脚；为了消除大家的恐惧心理，黄帝派人创作音乐，以大自然的种种声音为基调，让部落子民更好地去适应自然，进而达到理想状态下的“天人合一”。
而这，便是魏晋音乐养生的理论基础。是故阮籍在《乐论》中提及：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
作为十大传世音乐之一《广陵曲》的作者，阮籍的音乐造诣不必多说。在面临司马氏与曹氏的争斗时，他心灰意冷，将自己的志趣融入到了音乐之中，以便寻得另一种方式的娱情。
这种方式显然有很好的养生疗效，后世的欧阳修，也曾受益匪浅。当时，他迫于朝政局势，不得不要承受很高的压力。为了舒缓情绪，欧阳修专门向一位精通古琴的好友请教。在跟随后者学习了一段时间古琴后，欧阳修的心境逐渐开阔了起来。
晚年的欧阳修，常以“六一居士”自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可见音乐对欧阳修的旷达思想，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一点，在其代表作《醉翁亭记》中，同样有所展现。
当然，音乐养生能在后世有此“神效”，也全赖于阮籍、嵇康、向秀等魏晋名士的研究。嵇康还提出了“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的主张，认为歌舞放在一起时的作用，会更加显著。
这是魏晋士人的普遍观点：舞蹈同样有良好的养生作用。一方面，它能及时宣泄舞者内心的情感，也能让观赏者达到“陶艳情操”的作用；另一方面，舞蹈也能强身健体，对身体起到良好的锻炼作用。
参考文献：《世说新语》、《黄帝内经》、《晋书》、《笔论》、《阮康集校注》、《历代书法论文选》、《画山水序》、《魏晋南北朝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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