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的精致生活：衣食住行中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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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魏晋之风可谓独树一帜。在经历伤痛般的战乱后，魏晋名士仿佛觉醒了天性，他们热爱山水、崇尚自由、追求个性的解脱与内心的真正独立。或者说，这其实是一个“精英分子”狂欢的时代。

因为几乎所有的名士，几乎都是出自于豪族、世家、门阀。而这一时期的豪族阶层，又掌握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亦或是政治，他们都拥有极有分量的话语权。

在此情形之下，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也远超以往，变得更加精致。这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本文便主要以衣食住行为主要例证，来展示出魏晋名士们的“养生之道”。

古人的社会生活，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生活习俗或社会心理。

一、南方湿热天气与宽松型衣裳

首先来看魏晋时期的穿衣习惯，陶弘景的总结已经具有了养生观念，他在《养性延命录》说：

“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重衣厚褥，体不堪苦，以致风寒之疾。”

现代人都知道：运动之后出汗，千万不能随便脱衣服吹风，这样很容易就会引起感冒发烧等症状。而这个认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当时的医家也普遍认为：“大汗毋脱衣，不慎多患偏风半身不遂”“湿衣及汗衣皆不可著久，令发疮及患风。”

这种观点流行起来后，逐渐影响到魏晋时期的衣服样式。从史料记载及出土文物来看，当时的衣裳普遍是宽松型的款式，尤其是袖口，更是宽大无比。衣服之所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当然是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

自东晋伊始，世族门阀纷纷来到江南地区。为了度过南方湿热的天气，名士们纷纷抛弃了容易摩擦起热的紧身服饰，选择了宽松衣裳。

按《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

这种穿衣方式首先在门阀世族中流行，后来流传到民间，成为当时的穿衣典范。

更有趣的是，当时也出现了“凉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提到：“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里说的“谢公屐”，就是山水诗人谢灵运“带火”的一种木屐。

这种“凉鞋”穿起来轻便不说，还十分透气舒适，因此受到无数名士追捧。就连皇族贵胄，也不例外。

《宋书·武帝纪》中便提到：“（武帝）性尤简易，常着连齿木履。”

木屐到了民间之后，同样受到百姓追捧，当然，因为它需要一定从成本价格，所以不少百姓只好选择草鞋，同样有舒适透气的功效。

二、食疗概念的初步成型

接下来再看饮食习俗。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同样精彩纷呈。

谢灵运在《山居赋》的描写，代表了门阀世族庄园中的饮食景象：“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杏坛柰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椹梅流芳于回峦，槔柿被实于长浦。畦町所艺，含蕊藉芳。蓼蕺葼荠，葑菲苏姜。”

不仅如此，当时还出现了一大批关于饮食的著作。曹操曾颁布《四时食制》、北魏时期的学者崔浩更是写出了一部集大成作《食经》。由此可见，魏晋时期的士人，对饮食文化更加讲究了。

按沈充《鹅赋序》：“于时绿眼黄喙，家家有焉。”这里提到的鹅肉，便是一种主流的养生家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具有滋补功效的禽类，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成为百姓家中的常客。

这便意味着：经过多年探索，魏晋时期的人们已经初步认识了食物与养生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此一来，食疗概念逐渐深入人心。

如《南方草木状·草类》记载：“良耀草，煨食之，解毒。”又如《博物志》中记载：“人啖豆三年，则身重行止难；啖麦，令人多力健行。”

这些案例都说明：人们对于食物功效的认知，已经有了明显进步，知道哪些东西有解毒功效，哪些东西不能经常食用。不仅如此，为了更好消化，已经有人提出了发酵面食与非发酵面食之间的优劣，可谓是一大进步。

此外，人们不仅在吃食方面颇有讲究，也同样对于饮品有着较高追求。这一时期的茶和酒，不再是贵族阶层的“特供”，而是流入民间，成为普罗大众都愿意消费的产品。

茶的功效是提神益气、活跃思维。陶弘景就说：“苦茶轻身换骨。”在魏晋时期，茶叶成为养生之人的必备饮品。之所以如此，除了茶本身具有的显著功效外，道教也将其视作成仙和延年益寿的必需品。

同样道理，酒因为能御寒保暖、活络气血，同样成为流行一时的“保健品”。还有人将药材泡入酒中，制作成了药酒。

按《博物志》记载：“王肃、张衡、马均昔俱冒重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人曰：‘我饮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由此可见，人们已经了解到了适量饮酒的好处。

除了吃喝之外，人们对于烹饪方式，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蒸、煮、炸、炒等方式，已经成为主流。面对不同食材，人们也会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其主要目的便是：达到理论食疗中的养生功效。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传统农耕方式的飞速发展。当时的耕作方式，转变为以屯田为主；当时的农耕器具，也出现了更加高效的牛耕、铁犁。如此一来，农业经济得到快速恢复，进而为各种农作物的“百花齐放”提供了先决条件。

其二，是南北融合与民族融合的趋势。在大融合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的饮食文化也产生了激烈膨胀，北方的面食在南方受到欢迎，南方的水稻同样深受北方百姓的追捧，再加上少数民族的特色食物，让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一下子跨越了一大步。

三、选址的差异与坐具变革

在住与行等方面上，魏晋时期也有明显的转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东晋以来，门阀世族南迁，导致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来到了南方。显然，北方的一些风俗习惯，无法再适应南方的湿热天气。

关于住址的选择，便是一个明显例证。

《博物志》中又说：“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则产好人。”

这里说明了选址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选择高原的平坦之处，或是平原的高处，此举既可以通风，又能避免屋内潮湿，还能彰显魏晋世族的地位。

反观屋内的家具，也发生了巅峰性的变化，这与当时人的“行”有着密切关系。在魏晋之前，人们在室内的方式，一般都是跪坐，而且是“跣足而立”。这是一种颇为严苛的规矩：人们在一些重要场合，或者去别人家拜访，都要脱掉鞋袜赤足而立。

纵观魏晋之前的历史，因为不脱鞋而受到严厉刑罚的人，屡屡皆是。到两汉时期以来，这种礼法才略微宽松，如萧何、霍光、曹操等人，都得到了“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许。

不可持剑可以理解，毕竟这对皇帝的安危有一定威胁；而不可不脱鞋，则完全是礼法的规范了。哪怕汉朝对此略有松动，在四百年间里，也不过只有寥寥几人能打破这个规矩。

更多时候，臣子上殿，必须要跣足而立。跣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方便人们进行跪坐的姿态。这种姿势不用多说，也知道有多难受，平常人倘若这么“坐”上半天，回去都要修养很长时间。

到了魏晋时期，这种跪坐的方式终于被颠覆了。一方面，是因为儒家不再占据支配地位，导致礼法规范的拘束相对而减弱；而另方面，则是人们出于对养生观念的认同，觉得这种方式实在受罪。

以大书法家王羲之为例，在当朝宰相选婿之时，他并没有正襟危坐，反而是张开衣服斜着身子侧躺在床上，一副无拘无束的表现。宰相听罢，当即决定道：“这就是我的“东川快婿”啊！”

这个例子，便说明了当时人对于坐立方式的看法，已经不再那么严格，甚至有几分鼓励的姿态。作为首屈一指的琅琊王氏，其一举一动足以影响社会思潮，因此大家对于坐立形式的规范，也自然就放任随意了。

如此一来，魏晋时期的坐姿，逐渐变为现在人的样子。在中国历史上，这显然是一次变革式的进步。随之而来的，则是坐具的变化。

魏晋之前的坐具，一般以床、榻、席为主，便于人们跪坐；到魏晋时期，这种坐具逐渐变成了与现代家具类似的高脚家具。而这种家具的样式来源，也是在民族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参考了胡族坐具而演变成的。

不难看出，高脚坐具的出现，是更加符合人体规律的。它能使筋骨舒展，还能促进血脉畅通，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地上的湿气进入到人体内，实在是养生之道在器具上的明显进步。

参考文献：《博物志新译》、《齐民要术》、《晋书》、《山居赋》、《三国志》、《魏晋南北朝生活史》、《中国饮食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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