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努力提升自己（这种自我主张可能导致身边的社交圈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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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也许你的发小儿总是用让你难堪的乳名来称呼你；虽然你多年工作勤勤恳恳，老板还是因为你不是名牌大学毕业，担心你的学历挂到公司官网上不好看，所以一直不肯给你升职。这些情况都可能让你觉得自己陷入瓶颈，难以突破。你好像就是无法和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这对于我们这些非年轻有为者，没有名校文凭，刚毕业就失业的人来说的确是极为常见的情况。
如果你本来是“收发室里的鲍勃”，后来通过职业进修拿到了会计文凭，你仍然可能是同事眼中的“收发室里的鲍勃”。要成为“受人尊敬的财务主管鲍勃”，你可能就得换一家公司。同理，如果你本来在高中是“书呆子凯蒂”，二十年后同学聚会时，你可能还是大家眼中那个“书呆子凯蒂”。要让大家完全接受“有两个孩子的职场宝妈凯蒂”，你可能就得离开原来的朋友圈，甚至是搬家。
我们通常难以承认，其他人会对我们的成功或者不成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花盆已经容不下繁花盛开的玫瑰丛，那么你就得给它换盆。同理，如果你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可能就需要跳槽、换公司甚至是搬家，否则有些人还是可能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你。当你努力提升自己，突破自己当前的局限，你的这种自我主张就可能导致身边的社交圈失去平衡。你的成长会让你当前的社会或职业等级受到挑战。如果你的成就比身边的人更高，这就会导致他们质疑自己的成就和生活。
他们会开始感觉自己落后了，然后就会试图（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让你止步不前。为什么这些人，甚至是朋友想让你“止步不前”？动物和人类都具有地位意识。蟹类总会拉扯同伴，将那些试图离开陷阱或水桶的成员拖入死局。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蟹笼综合征”。人类群体的成员也会试图阻止某个成员的成就超越其他成员。已经取得成就的大器晚成者容易“树大招风”，招人忌恨。你就有可能被原来的阶级、宗教或种族群体视为叛徒。
有时候，这些群体会出于公开的嫉妒、恶意或恶性竞争，用消极的语言来打击你。但更多时候，你的批评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负能量。他们可能会用关心的语气真诚地警告你：“我不知道，萨拉。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作家汤姆·沃尔夫在解释《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和《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这两本书背后的哲学时表示：“地位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例如，《太空英雄》的主题实际上并非太空，而是飞行员的地位之争。”在沃尔夫的这本书中，人类以极端方式展开地位之争的这个事实看似充满无穷乐趣，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想成为金字塔底端的低成就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必须将自己移植到不同的土壤中。这种重塑人生的积极过程并不太容易实现。它本质上就容易让人们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这正是许多不同时代和社会的文学著作以人的成长故事为主的原因。
在这种文学题材中，趋于成熟的年轻男女意识到他们拥有独立的思想，他们并不想遵从家庭和社会的期望。但摆脱一个人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永远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移植操作可能产生一定影响，甚至带来重大的变化。这可能需要你投入一定的时间与志趣相投的新群体相互磨合，寻找新工作，或者搬到另一个地方生活。你得做出改变，采取行动，尽量迁移到有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当我们想重塑自我的时候，通常会遇到外界和自身内心的阻力。
我们多数人会拒绝改变，尽管现状已经让我们感到痛苦或者难以前行。社群或者“部落”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可以让我们获得安全感（见第五章）。如果我们的部落同时也在阻碍我们发展呢？如果原来的部落并不适合我们，而陌生的环境看起来又都那么可怕，我们又该怎么办？另一个让许多大器晚成者备受困扰的因素来源于我们的自我暗示。我们将这些暗示牢记在心，就好像它们是不可磨灭的事实一样。但这些暗示起源于去的我们，过去还没有成长的我们。
它们会暗示我们具有某些固定的行为特性，并且未来也会如此。这种对于我们自身的固定看法会阻碍我们迁移阵地和尝试走向其他路径。在《告别平庸》这本书中，哈佛大学的托德·罗斯指出行为特征并不是固定的：你是一个外向者还是内向者？这种欺骗性的简单问题会让我们陷入心理学中最古老也最具争议的一个争论——你个性的本质。为此问题争辩的一方是特性心理学家，他们坚称我们的行为由定义明确的个性特征所决定，例如内向和外向……
另一方就是情境心理学家，他们声称环境对我们个性的影响力远超个人特征的影响力。在过去数十年，特性心理学家和情境心理学家对此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辩论，但罗斯认为情境心理学家占据了上风，他们提供了更好的证据。这对大器晚成者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过去的行为，无论它有多愚蠢、不成熟、不正常或者无能，它都不会深深嵌入我们的个性。如果我们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和处境，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境况。
罗斯本人就是一个大器晚成者（他高中退学时，平均成绩为D），他解释称自己后来换了个环境，成了犹他州奥勒姆市的韦伯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回想过去在高中的经历，那时候学校将小编称为“好斗的孩子”。小编想起小编祖母听到这个评价时，她根本就不相信，只是告诉小编父母“他在我家时一直很乖巧”。这并不是因为祖母很健忘。小编在她身边的时候真的很听话。只有在特定情境的刺激下，才会出现好斗的特性，比如遭遇霸凌的时候。
在班上小编因为丢纸团的事情陷入了麻烦，有三个块头更大的孩子总爱对小编推推搡搡。小编在教室外总是尽量避开他们，但在班上小编通常只能像个小丑一样回应他们的欺凌，因为小编觉得如果自己被他们嘲笑，他们可能就会放我一马。这种方法通常很奏效，不过它也导致小编不得不走向心理咨询室。后来当小编进入韦伯州立大学时，凭借自己的学习表现改变了和同学打交道的方式。刚开始做的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避开那些可能会遇到高中同学的课堂。
知道那种情境会导致我又变回班级的小丑，而且也知道如果在大学继续扮小丑，我就永远不可能成功。这种换位的障碍并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层面上的顾虑。我们多数人将互联网和搜索工具视为具有积极作用的创新，因为它们增加了我们接触信息的渠道。它们还让之前许多高门槛的信息变得更为平民化，其中包括出版和投资。它们还增强了我们建立人脉的能力。
相反，互联网和搜索工具也可能成为重塑自我的障碍。它们通过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地记录我们所犯的每个错误、失误或做出的糟糕选择，让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与它们的联系——导致重塑自我变成了一种遥远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集体失去了遗忘过去的能力。这还导致我们丧失了一个极具美国特色的理想——重获新生的权利。
关于移植环境的另一个障碍就比较现实了：美国人的地域流动性正在急剧下降。美国境内的迁移率目前只有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半左右。没有人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有些理论可以显示这和较高的购房率有关，买房会让人们背负巨额的住房贷款。除此之外，由于人们的物质消费水平不断增长，搬家的物质和心理成本也越发昂贵。过去美国人开一辆拖车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迁移，但现在多数人似乎都需要六辆大篷货车才能搬走所有家当。
另一个原因在于，现在夫妻双双外出工作的概率更高：都在上班的两个人组建家庭就意味着，你很难让两个人同时放弃自己的工作，并且同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新的工作。最后，工资增长缓慢也是一个原因，许多工薪族现在搬家或跳槽之后，很可能遇到难以回本的情况。除了这些实际的挑战之外，还有一些和人有关的障碍。离开自己熟悉的社群的确是一种痛苦的行为。
结语
我们很难割舍自己的亲人，毕竟他们那么爱我们，而他们也会很思念我们。最后，真诚的朋友和家人还是会希望我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归宿。他们希望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并获得成长，尽管这样可能导致我们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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