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员 奥斯维辛集中营抵抗运动领导（97岁老人讲述令人警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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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a Popivoda感到有一种紧迫感，让这部纪录片面世。因为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抬头，还有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地缘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她希望索尼娅的故事能与当下时代产生一种呼应，让大家产生新的思考，反抗是可能的。
抵抗的风景
采访、翻译：Sunny
编辑：沙丘
2021年2月，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线上举行。在此次主竞赛单元里有一部难得的纪录片《抵抗的风景》（TheLandscapeof Resistance）。这是一场记忆之旅，97岁的老人索尼娅坐在她自己的凳椅上，猫安静地在一旁躺着，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高中时，她从学长处得来一些书籍，偷偷阅读。接着，她成为塞尔维亚最早的第一批女游击队员之一，在战时南斯拉夫为游击队作战。后来，她又作为政治犯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主人公索尼娅的讲述有时缓慢而平静，有时又是激动人心，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和难以忘怀的画面。其中一段，她突然发现，在漫长的火车车厢里，一个男人出现了，当他们互相意识到是敌人时，两人同时拔出左轮手枪，德国人的武器在夕阳的斜晖中闪闪发光，仿佛 "镀了镍"。在那几秒钟里，我们仿佛和她一起面对危险的利齿。
还有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片段，索尼娅带领女子监狱的囚犯准备反抗，她们等待着男子监狱发出的信号。她分发给每个人一种武器，有的人没有刀，就分到了一只锋利的钢笔。这出乎人们的想象，在奥斯维辛也是存在抵抗的。
影片并没有通过快节奏和激烈的场景来呈现，恰恰相反，导演则是用静态的、固定的画面来讲述，去呈现故事空间的样貌，缓慢但好似记忆画卷的展开。“她的讲述能在听众的脑海里激发一种想象，我们需要给这部分一些空间。”所以当我们听到她的旁白时，镜头却在故事可能发生的地方游走。
正如鹿特丹官网的介绍一样，“一道道风景被赋予了索尼娅的声音：草和树，墙上的裂缝，旧农舍上的石板，一池水，远处吃草的鹿，甚至是还在的烟囱。有时，画面中还会出现索尼娅的孙女的绘画和类似日记的记录。”
本片的导演Marta Popivoda，其实也是一名艺术家。她的作品主要从自己生活的南斯拉夫出发，探讨记忆和历史、集体和个人、以及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另一部62分钟的纪录片《Yugoslavia: How Ideology Moved OurCollective Body》也值得关注。该影片收集分析了1945-2000年的一些影像片段，从个人化的视角切入，讲述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历史，它的戏剧性结局，以及它最近转变为几个民主民族国家的过程。同时，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公共空间的各种群众表演中表现出来。
凹凸镜DOC采访了导演Marta Popivoda，她在访谈中说到，她感到有一种紧迫感让这部纪录片面世，因为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抬头，还有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地缘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她希望索尼娅的故事能与当下时代产生一种呼应，让大家产生新的思考，反抗是可能的。
凹凸镜DOC：整部电影的素材时间跨越了10年。能不能讲讲这部电影的缘起，怎么想到拍摄这部电影，以及如何决定呈现这个最终版本？
Marta Popivoda：我是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见到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索尼娅（Sonja）的，她是塞尔维亚当时第一批女游击队员之一，也领导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抵抗。我认识索尼娅超过了十年，因为她是我伴侣的伯祖母，我的伴侣Ana Vujanovic也是这部电影剧本的合作者。
事实上，我意识到索尼娅是一位非常具有启发性且十分有力的故事叙事者，我也很想拍摄一部关于她的电影。当时，我还在贝尔格莱德的国家电影学院（National Film Academyin Belgrade）学习电影拍摄，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把索尼娅的故事给呈现出来。因为认为得索尼娅的故事和她本人是如此的有力，是需要一种有力的电影叙述方式来呈现的。那时，我只是先开始拍摄录制一些她的采访和故事。
在十年里面，我并不是不间断地去记录。直到2016年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我觉得是时候有必要将索尼娅的故事展现出来，因为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抬头，还有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索尼娅的故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有启发的。
在她的故事里，我们也了解到，她是怎么成为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她又怎么受到批评，因为索尼娅来自一个比较富裕的游击队家庭，她是有“特权”的，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都影响了高中时代作为一个普通女生的索尼娅。
凹凸镜DOC：这部电影的视觉语言非常独特。电影像散文诗一样，跟随索尼娅的讲述，电影切换着不同的风景，里面也呈现了细腻的局部、细节。你是怎么想到用这个方式呈现故事的？在前期过程中就想到了吗？
Marta Popivoda：一方面，因为我很早就开始采访索尼娅，我想通过采访来了解她的故事，也保存她的这个“口述”历史，这是作为电影拍摄者，我最初的拍摄动力。
但另一方面，我意识到索尼娅的故事是非常有力的，她的讲述能在听众的脑海里激发一种想象，我们需要给这部分一些空间。而且，某种程度上，当索尼娅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就像是在读一个电影剧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要，把她讲述引发我脑海里的想象，与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风景结合起来。
电影拍摄有两个过程，一个是我2016年前一些断断续续的采访录制，一个是2016年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和索尼娅还有她的丈夫呆在一起，在他们的公寓里。在过去几年，我也在不同的时间去拍摄索尼娅故事里提到的那些地方。所以当我开始电影视觉部分的主要拍摄，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凹凸镜DOC：但你是如何挑选到具体的画面来对应这个故事的呢？
Marta Popivoda：在视觉上，我对建构主义和立体主义的概念感兴趣。我想思考它，并把它转化以时间为基础的媒介（time-based of media）。在视觉艺术中就有这个。电影另一位编剧AnaVujanovic，她当时正在研究拟剧论（Dramaturgy）。用不同的案例或者不同的视角来填充景观的形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过图像的重叠来进行的这种旅行，也是在暗示不同层次的历史和记忆，也是我们对这个空间和记忆的旅行。这是我这个想法背后的思考。因为，同样是建构主义和立体主义，他们其实是索尼娅那个时代的左派艺术家的实践，所以这算是是一个这样的思想来源参考。
凹凸镜DOC：我们注意到了，在这部影片里，你加入了一些手写的日记和绘画，使得电影更加的私人化，能和我们讲讲是怎么考虑的吗？
Marta Popivoda：在后来的过程中，我和安娜意识到，在电影中刻画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这让电影更加个人化。对我来说，这不是一部历史电影，而是关于今天的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为这部电影工作了10年，我们决定使用一些安娜的工作日记里的片段。有一些过程中的笔记注释，也有和索尼娅的交流。我们把这个放到电影里，也是为了来展示我们是谁，我们是两个女人，我们也是活动家，我们是伴侣，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们很重要。
同时，也是为了展示我们的政治立场，我们从哪里来？虽然我们现在搬到了德国，这和索妮娅直接相反（笑），她从德国逃出来，但我们搬到了这里。所以，这也是一点，语境是如何变化了，为什么这个故事在今天很重要，对作为女性，作为活动家，作为电影人的我们来说很重要。
凹凸镜DOC：你之前也提到了新法西斯主义的抬头。通过你的影片，你想要让观众从索尼娅的故事里面去思考什么？
Marta Popivoda：我的主要想法和设计其实是想唤起人们的感觉，即抵抗总是可能的。因为我总是说，这部电影是关于抵抗的，这是存在于索尼娅的经历和她在电影故事里的所有部分。因为作为一个政治犯，她最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是人类发明的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她成为集中营里组织者抵抗的一部分。
我想没有多少人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存在着抵抗。通常，我们认为奥斯维辛是极权主义，是一个只有死路一条的地方。但是，索尼娅的故事振奋人心。她让我们知道，在当时，不论女人还是男人，她在女子集中营，她们自己组织起来，试图解放集中营，这是很振奋人心的。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索尼娅来说，也是如此，她是为了解放奴隶而战，就像她在电影里说的那样。
当然，这个反抗的情况并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对一些犹太人来说，他们可能直接被送进了火葬场。集中营对不同类型犯人的对待是有差异的。所以不幸的是，每个人的反抗是不一样的。索尼娅作为政治犯，她有这个可能。这是一个区别。
凹凸镜DOC：能不能讲讲你电影的资金是怎么筹划的，包括审查的问题，以及和团队工作的概况。
Marta Popivoda：是的，资金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塞尔维亚的电影中心获得了制作电影的资金，所以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审查问题，这让人很舒心。然后我们尝试与一些国家共同制作，以某种方式。譬如影片中与索尼娅提到的相关的一些国家，比如波兰。但是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一些负面的反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尝试了很久，在资金上遇到了很多问题。
但是，后来我们意识到法国的联合制片人JasminaSijercic（Bocalupo Films），她可能是支持这种故事的最好的联系人，然后我们也得到了ARTEFrance La Lucarne实验电影项目的支持，在那里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支持，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得到了支持。
然后我们在法国也得到了一些资助，这是与艺术资助相辅相成的。这真的是很有帮助，为了更有尊严地拍电影，其实合作者是有报酬的。因为当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也是很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没有人知道，我们能不能给合作的人发工资。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塞尔维亚拍摄电影的资金，我也得到了艺术家的资金，因为我的工作介于视觉艺术和电影之间。我得到了一个媒体委员会的实验资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助，但也不是很大，资金更像是给一部短片的。
所以总体来说，这部电影的制作是在塞尔维亚，法国和德国共同展开的。我们在塞尔维亚有一个小公司，所以在那里申请了一个公共资金。作为一个在柏林的艺术家，我也开始与法国、和德国的组织合作。这些对于这部电影都是非常重要的。
原标题：《政治犯、游击队员、奥斯维辛集中营抵抗运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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