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魔窟石门集中营（拉尸人回忆：悲惨的景象让我一辈子无法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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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1日，山东省济南市无影山中路的基建工地上，大型挖掘机在轰鸣作业，一片忙碌的景象。突然挖掘机的巨型铁铲下，显露出了一具白森森的人骨。这个骇人的发现，使得挖掘工作停了下来。
接下来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一个更加令震惊的场面出现在人们面前：一具又一具尸骨相继被发现，一共有十几具，集中在面积不大的长方形土坑中。与尸骨一同出土的，还有两截已经锈烂但形状依然清晰的铁链。
工地负责人马上报告给了有关部门。
经专家鉴定，死者的死亡时间约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尸骨发现的所在地，正是当年侵华日军济南战俘集中营“新华院”的附近，因而基本可以断定，这十几具无名尸骨是在新华院被日军残害的中国战俘。
这十几位被害者是谁？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一切都已经无从查找，也无法查找，成了永远的秘密。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像这样深埋在地下的白骨冤魂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全都是死于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之下。时光飞转流逝，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时间的长河却难以冲淡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因为这思念中包含有太多的眼泪，包含着太多对日本军国主义刽子手们刻骨铭心的仇恨！
臭名昭著的“新华院”， 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众多集中营之一。
像新华院这样占地达到25万平方米，能同时关押数千人的大型集中营，在华北地区还有两处。一个在石家庄的石门集中营，其对外的名称叫“石门劳工训练营”，当地老百姓则习惯地叫它“南兵营”；另一个设在太原市，对外的名称叫“太原工程队”。
在历时三年的华北大扫荡中，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及根据地的平民，相当大一部分被送进了这两个集中营。
赵冬生老人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当年他家就住在市郊休门镇附近，离日军设立得石门集中营不远。
石门集中营外高墙电网，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那是一个神秘而又恐怖的地方，就像是传说中的阎罗殿，没事最好离那儿远点。
那时候，赵冬生才是个18岁的小伙子，但长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又瘦又小，看上去就像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到了他这个年龄，就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了。日本人占据了石家庄后，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不仅要交纳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费，还常常要被摊派上一些没有分毫报酬的劳役。
镇公所摊派给赵冬生家的劳役很特别——专门从石门集中营往外运尸体。
运尸体虽然不是很累人，但又脏又恐怖，有一点办法的人都不愿意干这种活儿。赵冬生的弟弟都还小，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不干不行。
他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到石门集中营去拉尸体的情景。
那是一个寒气逼人的冬日清晨。赵冬生和运尸队的另外两个人，拉着一辆吱嘎作响的破旧平 板车走进石门集中营。
过第一道岗的时候，日本兵凶巴巴地瞪着眼睛，仔细地查验了发给他们运尸队的特别通行证，又让他们挨个在登记簿上按个手印，才放他们进去。进了高墙里面，就是一道宽约四五米的深沟。深沟的边沿架着电网，沟壁削得笔直，两侧布满了铁丝网。从一条狭窄的木桥上过去，就是第二道岗了。
把守第二道门的人穿的衣服又脏又破，不是日本人，也不像伪军。运尸队的同伴悄悄告诉赵冬生，这些人也是在押的战俘，可能因为“表现好”，挑出来替日本人做事。这道岗的检查也同样严格，在验证件，在本子上登记，一点都不马虎。过了这道岗，才算进到了集中营里面。
集中营一点也不像赵冬生进来之前想象的那样，根本没有整齐的营房，也看不到开阔的操场，能看见的只是一排又一排破烂不堪的木板房，一眼都望不到头。
透过门窗可以看见木板房里面有两排对着头的大通铺，中间是一条很窄的过道。 大通铺上铺着又脏又烂的草席，没有被子，也没有褥子。石家庄的冬天夜里气温常常到零下十几摄氏度，睡在这种四处跑风的木板房里，又没有褥子铺被子盖，赵冬生难以想像里面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天他们拉出来了十一具尸体，都是头天夜里抗不住严寒被冻死在大通铺上的，早上被发现后就抬了出来，像垃圾一样随便扔到屋门外面，横七竖八堆在那里，等着运尸队来拉走。
赵冬生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尸体，身上全都一丝不挂，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简直就跟一堆干柴差不多。但那毕竟都是人啊，都曾经是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就这么死了，有的张着嘴，有的还睁着眼睛，就那么无助地望着你，好像要跟你诉说什么似的。
赵冬生被这样的场面吓坏了，两腿直哆嗦，连一具尸体也拽不动。两个同伴很理解地对他说：“你这是头一回，以后见得多就慢慢习惯了。”
赵冬生不解地问：“他们怎么都不穿衣服？”他想，有衣服裹着，起码看上去没这么可怕吧。
“ 都让人扒走了。反正已经死了，衣服还是让那些活着的人去穿吧，还可以少冻死几个。”同伴说完不由得叹了口气。
从那以后，赵冬生几乎天天都要跟尸体打交道，最初的恐惧和恶心到后来都渐渐地麻木了，唯一挥之不去的，就是对如此悲惨地死去的这些人的同情。
他见过关押在里面还活着的那些人开饭的情形：日本人一吹哨子，一大群饿得失去理智的人便疯了似的扑向一个像猪食槽似的长木箱，用手里肮脏的破罐头盒子在里面抢“饭”。其实那根本就不能算是“饭”，就是一些散发着一种难闻气味的黏乎乎的东西。
赵冬生经常能看见些面黄肌瘦、神色恍惚的人，做贼似的偷偷跑到伙房后面的煤渣堆里刨找东西吃。
人饿成了这样，就算能勉强熬过蚊蝇肆虐、疾病流行的夏天，可又怎么能抗得住冬天的严寒？每到冬天，都是拉尸队最忙的日子。
赵冬生今生今世都忘不了，1944年的那个可怕的春节。
那一年，石家庄的冬天格外冷，天寒地冻，滴水成冰。
大年初一的早晨，拉尸队接到镇公所的通知，说南兵营打来电话，叫去的时候多带些卷尸体用的草席子。
赵冬生刚进拉尸队的时候，用的还是薄木板钉的小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日本人也不给棺材用了，只让他们用草席子把人卷了直接埋。
不用明说大家就知道，昨天夜里那么冷，肯定又冻死不少。但让运尸队的人没想到的是，那个夜晚南兵营里居然冻死了六十多名中国战俘！
赵冬生跟尸体打了几年交道，早就见怪不怪了，可是这一次他还是被小山一样的尸体堆惊呆了。
这可是中国传统佳节的大年三十啊，按习俗这天的夜里，全中国的家庭都应该和和美美地聚在一块儿，坐在热炕头上包饺子，尽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这么多的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他们的父母妻儿知道吗？也许，他们还正在家里眼巴巴地盼着他们的消息，等着他们回家来团聚呢！赵冬生心里默默地想着。
他们带来的席子根本就不够用，只好像秫秸垛一样，把尸体横七竖八地码在平板车上，用席子盖严实，再用绳子捆好往外拉。一趟拉不完，还得来回好几趟。从南兵营到抛尸的“万人坑”有三四里的路程，运尸队的几个伙计忙了差不多一整天， 才把所有的尸体处理完。
就这样过了一个春节，赵冬生心里是什么滋味都没法形容。
天天跟尸体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次，赵冬生拽着一具尸体的手腕子往平板车上扔，突然那只手动了起来，反手扣住了他的手腕，吓得他头皮一炸，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接着他听到一个气若游丝的声音：“小兄弟，救救我！”
赵冬生仔细一看，原来那人还活着，望着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渴望和哀求。赵冬生犹豫了一下，如果出门的时候被检查出来，自己这条小命也就完了。可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赵冬生在他的脑门子上拍了一下，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你已经死了！”
这人立刻就明白了，装成死人一动也不动。赵冬生在他身上压了两具尸体，过门岗的时候没被日本兵查出来，终于让他死里逃生。
日军快投降的那年，在一次运送尸体的时候让赵冬生亲眼目睹了一次血腥屠杀的场面，让赵冬生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那天上午，运尸队按规定的时间去南兵营拉尸体，过了第一道岗，在过第二道岗时被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拦住了。以往这里没有日本兵站岗，今天气氛有点不对。翻译官对他们说：“昨天夜里有些战俘搞暴动，‘皇军’正收拾他们呢，待会儿再进去收尸。”
赵冬生他们站在二道岗岗哨的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面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一切。亲眼目睹这可怕的一幕，以至几十年后，他还常常会被噩梦惊醒，一身一身地出冷汗。
那边是一个新挖的长方形大土坑，沿着坑边的土堆起有一米多高。有二十多名被反绑双臂的战俘面向大坑跪在土堆上面，背后站着一排端着刺刀的日本士兵。
一个体形粗壮的日本军官提着雪亮的军刀登上土堆，上身只穿了件衬衣，下面是黄马裤，脚上一双大皮靴，满脸凶悍的杀气。
赵冬生突然明白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了。他真想转身逃离这可怕的地方，可是日本兵的刺刀就在他的身后顶着，他不敢乱动。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想杀就杀，比杀只鸡都随便。
只见那日本军官用刀锋在战俘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瞄好了下刀的部位，猛地抡起军刀劈了下去！一颗人头就这样掉进了挖好的土坑中。
赵冬生只觉得头晕目眩，双腿发软，仿佛随时都要倒下去一样。
那边的屠杀还在继续。日本军官砍下一个战俘的人头，带着一身的斑斑血迹又转到下一个战俘的身旁，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重复着同样的场面。不到半个小时，坑边的土堆上已经横满了无头尸体，四周一大片吸饱了鲜血的黄土变成了红色。
翻译官带着一脸见多识广的不屑，踹了一脚面如死灰正蹲在那里干呕的赵冬生说：“瞧你那熊样，这算什么呀？要是天天都让你见识皇军的威风，还不吓死你！”
那天拉尸队出来的时候，二道门岗处新立起一根半人多高的木桩子。木桩上横钉着的牌子上，赫然挂着三颗人头。人头下面有一张纸，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粗大的黑字：暴动者的下场！
赵冬生出了集中营，脑袋里一直在嗡嗡地叫，脚下像踩在棉花上似的，迷迷糊糊，跌跌撞撞，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而后他就生了一场怪病，不能睡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可怕的情景。
从那以后，到集中营去拉尸体的活儿他再也干不了了，甚至一听到“集中营”三个字夜里就会做噩梦，这病根一直到解放几十年后都没治好。
晚年的赵冬生最不愿意回忆当年的这段经历，但他有时候又忍不住对儿孙们旧事重提，告诫他们说：“这辈子什么事都可以忘记，就是别忘了当年日本鬼子是怎么残害中国人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关石门集中营的内幕才大白于天下。据粗略地统计，这个集中营先后关押过抗日军民及无辜百姓约5万余人，其中被酷刑、饥饿、劳累、病痛折磨至死者达到2万人，约3万人被送到华北、东北各地和日本当劳工，熬到战争结束侥幸保住性命的仅有3400人。
著名作家方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管不了日本右翼分子如何看待当年的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但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青少年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带带相传、警钟长鸣。”
警钟长鸣，就是对我们的抗日先烈和那些在日军屠刀之下惨遭杀害的中国同胞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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