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籍中的靖康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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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变事件是两宋之际历史的重中之重，有关靖康之变的历史研究专著撰写者众多，大量的宋史专著，都会不可避免地提到靖康之变并对此进行分析。且针对这一事件，每一代的史学家都会从不同的角度立场，给出的独特的解读。

按照时间顺序，选取了成书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的《三朝北盟会编》，成书于元至正五年(1345)的《宋史》这三套含靖康之变记录的历史典籍。

一、《续资治通鉴长编》

编年体北宋史，南宋李焘撰，今本520卷，仿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长编体例，记录从北宋建隆到靖康的史事。该书因为后世散佚的原因，缺少徽、钦二朝的史事编年，但靖康之事，亦可从相关注本、按语里得窥一二。

真宗之时，兵力上宋辽势均力敌，财富上国库充盈，其中鼓励真宗亲征的寇准等人也对前线战况做了充分考察；然而，到了靖康年间，“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至于能否擒敌，当时金人两渡黄河而宋廷困守城池，形势压倒性的对宋不利，自保尚不可得，遑论擒敌。

同时，李焘对靖康之役的原因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除了兵非强，财非富，无法擒敌以外，很大程度上是檀渊之盟的求和精神影响了北宋一代士风。

因为景德不战而和，因为檀渊之盟后安稳互信，所以到了靖康之时，宋廷竟眼睁睁看着敌寇深入，在第一次金人犯京师时答应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苟安求和。结果河间、中山、太原三镇业已割让，金人短暂息兵后撕毁合约，东京城破，二帝蒙尘。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蔡懋，原名蔡渭，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蔡确的儿子，后来谄事蔡京；蔡攸，蔡京长子，徽宗之时曾任宰相；王黼，北宋末年著名奸臣，也是民间所称的“六贼”之一；传记中所唤“陛下”为宋钦宗，在匆促即位后，面对金人的威胁，终归因为软弱无能而毫无作为。

提到的王黼罢相一事，在当时并不罕见，频繁易相，让宰相们不安于位的作法，直接后果就是政令的混乱和政局的不稳定。李焘记录此事的原因，就涉及到李焘所在的时代对靖康之变责任的认定和原因的看法。

将北宋灭亡的责任，北宋亡国的罪责推卸给王黼、蔡京、蔡攸、蔡懋、童贯等北宋末年的奸臣身上，再往前推到哲宗朝尽复兴法的章惇身上，最后自然而言地归诸王安石及王安石主持下的变法运动上。这一看法延续下来，影响了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史学思想乃至文学创作。

二、《三朝北盟会编》

编年体宋金关系史资料汇编，南宋徐梦莘撰，今本250卷。“三朝”指徽、钦、高宗三朝，“北盟”指宋金两方的外交军事合议等事，“会编”指作者辑录各家所记，广引文献，囊括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整本著述止于记述，不加考辨。

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序》中表明了自己对于靖康之变的震撼，致力于道德建设的宋朝士大夫，军事上的溃败或可忍受，但金人南侵过程中文臣武将的大量变节，投敌、开门迎贼的行径简直是不可置信的。

另外，虽然徐梦莘没有直言暴露，两代君王的屈膝乞和、沦为臣虏的事实更是加剧了这种屈辱感，直接导致了后世的道德重建中始终倾向极端保守和夷夏之辨。

根据邓广铭、刘浦江先生的观点这是一本作者有意识运用史家思想的著述。《三朝北盟会编》同时具有历史学和文学的两个层次的研究价值。

三、《宋史》

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元脱脱等撰，今本496卷。记录了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到宋赵昺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合320年的历史。其优点是卷帙浩繁，史料丰富，缺点是繁芜杂乱，多有抵牾。

关于靖康之变，《宋史》中的相关篇目主要包括卷十九到卷二十二的《徽宗传》和卷二十三的《钦宗传》；卷三百五十二到卷三百八十二，活跃在靖康年间（以科举、朝中任职时间为参考）人物的列传；以及卷四百七十到卷四百七十三，收录了大量靖康时人的奸臣列传。

其中，最重要的篇目当属卷二十三的《钦宗传》。《钦宗传》从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破相州起，到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帝崩为止，历史还原了大半个靖康之役的前后经过。在这里以《钦宗传》里的金人行动为线索，辅以卷二十二的《徽宗传》其四。

金兵南侵的准备部署，早在宣和七年（1125）秋就已经完成，并于十二月初，由斡离不（完颜宗望）领东路军、粘罕（完颜宗翰）领西路军，分两道南下入侵。接着，孤军深入，破燕京，围太原（未破而绕过去了），犯中山府，摧枯拉朽，以金人都想象不到的顺利直逼黄河北岸。

可以说到了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徽宗和宋廷才在一片歌舞升平繁华梦中陡然惊醒。徽宗在短短时间内做出的封皇太子桓为开封牧，下罪己诏，下诏求纳直言，罢免弊政，关闭用以搜刮奇花异石的机构，任命抗金人员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都是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在惊骇之下做出的试图挽回局面的努力。

然而徽宗毕竟非一位有担当的明君，他将皇位匆匆扔给了钦宗，南逃避敌去了。以上便是金人的第一次南侵。从徽宗朝末期到钦宗朝初，时间跨度不过七个月左右，即让宋金之间的形势一时间天翻地覆。

虽然在京城防御战时，因攻守两方相持，宋廷答应苛刻要求，签下屈辱的城下之盟，危机得以暂时解除，但不过仅仅七个月后便有了金人的第二次南侵。比起第一次南侵，宋廷的形势更加混乱糟糕，金人的势头更加凶猛。在金人攻陷黄河北岸军事重镇太原、真定之后，一面抛出合议的说法迷惑宋廷，一面抓紧时机攻城略地。

反观宋廷，在第一次求和苟安后，君王朝臣依然沉湎享乐，几乎无任何作为，等到兵火再起时，除了寥寥几位英勇之士外，武将降敌叛逃，文臣贪生怕死，君主多疑怯懦，朝廷昏庸无能，政令混乱不堪……结果终于是二帝北狩，家国危亡。

当然，若是要深入地了解靖康一役，宋金军事政治形势演变的简单梳理是远远不够的，最好配合以靖康时人的列传配合理解。单列两传的《李纲传》。李纲，对靖康之变局势影响甚大的风云人物，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被靖康之变造就的时代儿。

金兵来袭时，他从默默无闻的小官直越为兵部侍郎，后迁为尚书右丞，再迁为知枢密院事，全面负责京师保卫战。他殚虑于时，率军成功打退了金人的多次进攻，将北宋的灭亡推迟了数月。其创作的诗文集和笔记《靖康传信录》，是南渡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史》为纪传体史书，史家品评必不可少，但《宋史》为元人编写，他们对二帝的评论和南宋人士有很大区别。南宋人对于徽宗、钦宗的认识，尤其是他们与靖康之变责任关系的认识，和后世普遍认为的“天子沉湎享乐、政策失误”的论调有很大区别。

以宋理宗时期的学者吕中为例，他的史评类著录《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三，在阐述和评议钦宗时国是时，认为靖康之变的原因有“言路闭塞”、“六贼祸国”、“国无重臣”、“南朝无人”、“小人以和误国”“朝廷用人不专，人臣主谋不一”、“朝廷无定议论”……不管是褒贬问责，涉及到的全是当时的宰执之臣，而最重要的角色君王却始终隐没。

而岳珂的《桯史》更是称赵佶为“徽祖”，字里行间多有粉饰……这种对人君的隐晦既有来自南宋官方的无形压力，也有来自评论者身为宋人的自我认知和要求。在前面对李焘《长编》的研究中，我们得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将北宋灭亡的责任归为王安石及王安石主持下的熙宁变法上。

厌恶变法，推崇元祐，其实不只出自靖康事变后士大夫们对于“国是”的反思，还掺入了复杂的新旧党争恩怨，和皇帝本人的政治清算想法。大敌当前，却忙着党派斗争和政治清算，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四、总结

靖康事变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前人从政治历史、军事制度，夷夏关系等各方面所作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从总体方面来看，靖康主题的书写从高频率大数量的集中爆发向低频率小数量的平稳述说过渡，其趋势和各个阶段的政治外交局势、南宋文学发展脉络基本一致。

靖康主题的书写在不同文体，不同时期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文体上，虽然涉及到了史传、奏议文、笔记、小说等多种文学样式，涵盖面很广，但是它主要还是集中在诗歌、奏议文和笔记之中，反应出与政治历史紧密相连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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