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出一代雄主风范（为开创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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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宋元时代，中国封建朝廷就已经在台湾设置地方统治机构，使台湾岛与大陆统一，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康熙元年（1662），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率领大军驱逐了盘踞在台湾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自宋朝就已归属中国的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但由于郑成功坚持反清复明的立场，不向清朝妥协。

郑成功死后，由于复明无望，郑经坚持了自外于清朝的独立立场。

康熙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收复台湾，应在尊重台湾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于是从康熙元年到八年，清廷与郑经方面的代表进行了四次会谈，中间或有战事发生，但大都是在和谈失败的基础上进行的。

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进行平定三藩叛乱战争期间，清廷与台湾郑氏又进行了五次会谈。但就在吴三桂、耿精忠叛乱之后，郑经受邀趁机渡过台湾海峡，企图借机反攻大陆。

此时郑经并没有配合吴、耿的叛乱行动，而是返回父母之邦，攻占自己最熟悉的闽南地区，而这一地区属于耿藩之地，这样清廷与郑经便没有发生直接军事接触。

当时的情况是：郑经侵占、蚕食耿精忠的后方，客观上对清军有利。后来，郑经势力在闽南一带迅速扩展，两三年间竟占据了泉州、漳州、兴化、邵武、汀州、潮州、惠州等七府的地盘。其中潮、惠二府属于广东尚之信的地盘，其他五府都属于耿精忠，仍然没有与清军发生直接冲突。

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耿精忠被迫接受招抚后，随清军征剿郑经，将功赎罪。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清军收复全闽，郑经退守在沿海岛屿。

清廷与郑氏再次开始政治对话，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再次提到谈判桌上。

这一次对话，由于郑经军势又有扩大，在和谈中砝码加大，更进一步提出苛刻要求，坚持提出沿海诸岛由郑军占据，并且军队粮饷由福建供应，清廷未能同意，因而谈判破裂。

康熙十七年正月，康亲王杰书向皇帝奏报说郑经没有归降的诚意，于是康熙批示：“郑锦（即郑经）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

康熙在招抚政策上此时有所转变，由过去直接招抚郑经转向招抚他的下属官兵民众。

具体推行这一策略的人，是由康亲王杰书荐举、后来被任命为福建总督的姚启圣。

康熙十七年初，双方和谈又一次失败。郑经突然向清军发动进攻，派手下大将刘国轩于二月初十率领主力猛攻漳州，并围攻海澄。攻陷海澄后，分兵北上，并留吴淑攻打漳州。

姚启圣于康熙十七年六月初接任福建总督署事。

面临严峻的形势，他冷静地做出了分析，认为仅三万兵力的刘国轩不合力攻漳州，却“舍近图远”，犯了兵家大忌，不久便将陷人穷途末路。于是上朝廷十疏，密陈方略，提出破敌的妙计。

康熙看后十分高兴，对群臣说：“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

姚启圣的任命体现了康熙知人善任的一面。在姚启圣的总指挥下，清军迅速扭转战局，收复了大量先前失去的城池。接着一面围攻退守在海澄的刘国轩，一面派人前往厦门招抚郑经，被郑经拒绝。

于是，姚启圣起用了曾在郑成功手下任过百夫长的黄性震，并接受他的建议，在漳州设修来馆，大力招抚郑经部下官兵，以“高位厚禄，买散人心”。

姚启圣吸取过去对归降者安置不当、降后重新为盗的教训，特别注意做到官有俸禄，兵有粮饷，归农者有土地。甚至当投诚官兵表示出不愿到外省屯垦的意向时，便马上奏请皇上，将界外无主土地拨给投诚官兵屯种。

由于姚启圣言而有信，行而必果，受到了郑军官兵的信任，纷纷来降，“至者如归”，其中不乏郑经的高级将领。

康熙时刻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忙于平灭叛军，一方面关注阎海前线的招抚工作。当他得知台湾郑氏官员中有人曾与原海澄公黄芳泰有隙，因黄芳泰在河州，不敢来漳州归降清军时，康熙立即命“黄芳泰携家赴京师”，以打消投诚人员的顾虑。

实事求是地讲，不管是亲政前后，还是三藩之乱中，作为一朝大国天子，康熙对郑经的招抚都是很有诚意的。为了能达到和平统一台湾，安兵养民，康熙对郑氏的要求已做出了重大让步。

然而郑经却依仗着从外国人手中收复了台湾的先辈之功和海峡天险，将台湾视为己有，进可战退可守地盘踞台湾，对清廷毫不妥协，而且稍一得势就得寸进尺，提出更高的条件，殊不知这种做法不仅有违时势，有失开明，而且也把自己推向了绝境。

对于康熙来说，平息吴三桂叛乱以后，若对台湾再招抚无效，就要大动干戈进剿郑氏了。

康熙在招抚郑经部下官兵的同时，积极备战。他的想法是：和平方式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着手武力攻伐。康熙十八年正月，他恢复福建水师，同年四月，又擢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营务。万正色莅任以后，就积极筹备攻取金门。厦门，到十九年二月，遵照康熙谕旨进兵，郑经不久败回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得知郑经已在当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台湾内部出现乱情，年仅十二岁的郑克爽继延平王位，于是赶紧上疏康熙，认为是攻取台湾的良机。康熙闻报当机立断，在六月初七等大学士会议以后，正式发布武力进攻台湾的进军令。

他在谕旨中说：郑经升天，郑军内部必然出现骚乱，朝廷军队应该抓住这一良机，收定澎湖、台湾，“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这是康熙针对台湾问题又一次策略上的转变，由过去以“抚”为主的指导方针，进而转变为以“剿”占主导地位的方针。

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有专征授权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起行，率领精兵两万，二百三十多艘战船，开始进攻台湾重要门户澎湖。

当月二十二日，双方军队进入规模空前的澎湖决战。

施琅最终大获全胜，击毁郑军大型船舰一百五十多艘，缴获三十五艘，焚杀及溺死敌官兵约一万两千多人。郑氏水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郑军大将刘国轩率残余部队逃回台湾岛。

施琅乘胜挥师妈宫炮城，守将杨得孤岛无援，只得出海投降，共降官兵近五千人。这样，短短的几天时间，清军便攻克了澎湖三十六岛。在这次战役中，清军共亡官兵三百二十九名，伤一千八百多名。

澎湖激战，全歼郑氏水军主力，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

征服澎湖以后，按照康熙的意图，施琅厚待敌方投诚人员，允许他们回台湾与亲人团聚，并让他们转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即为澎湖之续矣”。由于施琅统领水陆官兵“通临门庭”，所到之处，“抚绥地方，民人乐业，鸡犬不惊，台湾兵民闻风俱各解体”，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的效果十分显著。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康熙年值而立，接到了郑克爽的第一道降表。出于妥善处理的本意，他分别征求了议政王大臣和满汉大学士的意见，得出共识，认为应当接受郑克爽的投诚请求。康熙说：“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出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

台湾的招抚工作如期进行，一切顺利。这年七月二十七日与二十九日，施琅先后上《恭报台湾就抚疏》和《郑克爽赍缴册印疏》，汇报了台湾受抚情况，并请求派人会同督抚安置投诚官兵，还派人把郑克爽等所缴的印册和兵民削发奏本带回京城，呈缴皇上御览。

接到施琅二十七日所上奏疏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精神振奋，濡墨毫端，写下了《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一诗，诗曰：“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睦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大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丸壤同。”

台湾统一以后，二十三年（1684）四月，康熙批准台湾建置，改东宁府为台湾府，下辖三个县，诸罗县、凤山县和台湾县。澎湖归台湾府直辖，同属于福建省。

关于台湾府县文职官员的任命，康熙批准福建督抚于本省现任官员内拣选，奏请批准调补，三年任满，工作称职，即予优升。

在军事配置方面，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分为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分为二营。每营都与内地编制相同，各设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职。

为此康熙亲自选任正黄旗参领杨文魁为第一任福建台湾总兵官，使边防力量大大加强。

在康熙的支持下，台湾统一以后，又不断有大陆沿海一带居民陆续迁移台湾，大大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军力加强的台湾也成为捍卫大清帝国东南海疆的坚固堡垒，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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