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让社会科技信息化又一次“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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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观察疫情的发展，你会发现不管疫情还会持续多久，有一些固有的行为模式或者思维方式，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并且这些变化可能会成为长期趋势。在这些变化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就是人、信息、社会治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两个材料，都和这方面的变化有关。

第一个材料，是我在钛媒体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叫做《健康码是个被忽视的奇点事件》，作者是钛媒体的联合创始人刘湘明。刘湘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说这次疫情让他感受到，我们进入了一个“强信息人”的时代，因为人和信息正在融合。

什么意思呢？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疫情期间很多城市都在用的“健康码”。

这就是一个二维码，只不过二维码对应的不是商家、商品信息，而是每一个人的健康通行证。绿码，意味着你在疫情期间没有过暴露风险，包括你没去过重大疫区、没接触过确诊或者疑似病例、自己也没出现过疑似症状等。拿了绿码，你可以在对应的城市里通行无阻，比如说杭州西湖重新开放的时候，市民就可以凭借支付宝里的绿码，进去参观。

跟绿码相对的，是红码。红码，意味着你在疫情期间暴露的风险高，比如你和确诊患者有直接接触，去过重点疫区或者刚刚回来。拿了红码，你需要在家隔离，并且连续申报健康情况，14天之后可以转为绿码。

当然，除了绿码和红码，还有一个黄码，用来发给那些从非重点疫区返回的个人，需要隔离7天，7天之后可以转为绿码。

这种健康码最开始是由阿里巴巴的钉钉团队开发的，后来腾讯也推出了自己的健康码。在复工过程中，健康码派上了不小的用场。

我就在新闻里读到过杭州的案例，说春节假期过后，有些从杭州回老家探亲的工人起初不敢回杭州，倒不是怕旅途中有感染风险，而是怕回去之后，发现自己复工资料没准备齐全，被拒绝进城。可是后来杭州推出了健康码，事情就好办了，返工的人只要出示绿码，就可以顺利进城。而且健康码还打通了多个系统，比如交通系统、社区管理以及企业管理，一个人出行、回家、上班都用的是这一个码。

这种健康码，全国100多个城市都在使用。虽然北京没有采用，但是我相信很多用户都已经体验过了，听说的确很方便。

健康码还不仅仅意味着便利，它还顺应着一个过去10年中“缓慢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人和信息正在融为一体。

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和信息都是分离的。信息的载体有书、有报纸、有电脑等等。很多工具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帮人更方便地找到信息，比如说电话、互联网。

但是有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这个世界的底层架构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你想啊，你睁眼醒着的时间里，是不是绝大多数时间都和手机不分离？反正我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达到8-12个小时。所以，与其说智能手机是一个工具，不如说，它已经成了长在人身上的器官。但是这个器官特殊之处在于，它可以生成、携带、共享海量信息。在文章里，刘湘明做了一个对比，说我们现在随便一个手机的存储空间，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时候，最大存储空间的10万倍。

回过头来看“健康码”这样的产品，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是通过手机这个信息器官提取了人的健康数据，并且让这个数据从静态变成了动态。

过去，我们是定期去医院，测一下血压、血脂，拍个CT片子，这些都是静态的健康数据。但健康码，整合了人们自己上报的信息、公安的数据库、疾控中心的数据库、社区的电子通行证等等，最终通过算法平台的计算，形成了一个能实时更新的动态数据。人和信息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都大幅度缩短了。这种趋势，如果概括一下，就是“强信息人”，或者人的数字化。

其实，即便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很多人也都能感受到，人的数字化越来越深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上获取、创造信息，我们有很多种便捷的方式和别人交换信息，并且我们的行为也会在网络上留下一串串的信息脚印，这些脚印又可以被用来揣摩、预测我们的想法。

对于这样的趋势，人如果从物理和精神两个世界描述的话，物理特征的全面数字化已经基本实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数据，就是物理特征的数字化。而现在大数据在做的，是让精神世界也可观测、可量化。这个层面的数字化覆盖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什么样的边界，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这是我给你介绍的，从疫情当中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长期趋势，人和信息的高度融合，或者说，人的数字化。

那你肯定会好奇了，人的数字化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变化呢？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交活动的基本单元，当人进一步数字化，这会如何改变人的社交活动，或者社会上的组织架构呢？关于这个问题，刘湘明有一些站在企业角度的思考。我把他的文章链接放在文稿里了，感兴趣你可以去看看。

但是我今天却想从另一个切入口，给你说说人的数字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变革。这个切入口，也是最近疫情期间一直很受到关注的话题，就是社会治理的数字化。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二个材料，是我和前面提到的华为高级工程师胡善勇的一次访谈。胡善勇是华为中国区政企业务的总工程师。

跟胡善勇交流后，我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大数据以及其他数字化的工具，不仅仅是特殊时期的治理手段。疫情可能已经让中国社会治理的思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比如说，有一件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体会，就是办公的方式，从现场办公变成了远程办公。不仅企业这么干，政府部门也在远程办公。

我们会觉得，这只是办公形式改变了。但胡善勇认为，这种新的工作方式，会给政府各部门协调带来一个重大改变：过去政府组织传递信息，都是层层传递，可能会引起信息失真。但有了现在的远程办公工具，意味着信息传递更加垂直扁平了，甚至可以无损地传递。这让沟通成本大规模降低，也让更大范围的灵活协作成为可能。

疫情期间，政府部门的确需要前所未有的跨部门协作。往小了举例子，高速路口设立一个小小的检查站，需要卫生部门、交通部门、公安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往大了举例子，复工复产，需要工商局和税务局共同统筹协调，决定复工的顺序和人员如何管理。而特殊时期，又不能现场集会，只能尝试远程办公的新形式。

所以你看，疫情就像是一次催化剂，这次催化打破了协作的边界，逼着人们走出舒适区，结果是找到了更高效的协作模型。这是疫情给社会治理带来的第一个长期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也非常有意思，就是精细化的社会服务。什么意思呢？

中国因为人口多、幅员辽阔，因此社会治理一直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被治理的单元过大，管不过来。比如说，整个深圳警力的人数，不到深圳市总人口的万分之十五，这意味着一个民警要管几万人，当然很难全面覆盖。

这在一般时期，没有什么问题，但像是疫情这种特殊时期，就很麻烦了。因为每个社区、每个人的情况都需要追踪，哪有那么多人力能投入到这件事上？

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主要是靠两种方式完成的，一种是依靠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走“包产到户”的思路。比如，天津宝坻百货大楼出现疫情的时候，宝坻就集中了全区3000多名工作人员，成立了917个工作组。每个组有一个区直属机关的负责人，有一个医护人员，一个社区或者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到各家各户挨个询问住户的情况，是不是到过百货大楼，什么时候去过。

但是这种方式，显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长期来看，并不可持续，因为参与者的工作压力和负担太大了。

另一种方式，就是社区的技术化手段，比如，从物业的监控设施就可以很清楚地追踪到，一个小区里今天谁出来了，谁进去了。用数字化的手段，社区的管理者可以清楚地知道每家每户的情况，尤其是民生情况。比方说，某家有一个孤寡老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了，那么社区的管理者就需要主动去问问，对方是不是需要食物的补给。

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精细的社会服务，可能会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长期趋势。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精细化的服务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对大部分正常人的零干扰，你对政府服务没有需求，我少干扰你。另一个是，疫情防控成本的最低化，因为无差别覆盖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消耗。

现在生活中，在社会治理这个问题上，我们总要在成本、效率以及人的隐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每个社区可能都要跟自己的成员达成一种默契和共识。当然，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篇幅有限，我们有机会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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