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统一台湾（施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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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统一台湾，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在统一台湾的决策和实际行动中，施琅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一
施琅（1621— 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他自幼生长海滨，熟悉海情，少年时代从师学剑，武艺精通，从戎之后，屡建战功，智勇为万人敌。
他原为郑成功的部下，后因与郑成功意见不合，被迫出走降清。施琅归清后，多次立功。康熙元年（1662年），施琅被清政府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出于对统一台湾的强烈的使命感，出于对台湾海峡两岸情况的深切了解，施琅始终以统一台湾为己任，不失时机地向清朝统治者提出主动进取台湾的战略战术，积极参预清政府对台湾事务的决策。
台湾自古为我国领土。据考证，台湾古人类来源于大陆。在新石器时代，台湾海峡两岸的大陆与台湾先民之间已有紧密联系和相互往来。大陆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更为密切。
三国时称台湾为夷洲，孙吴政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率大型舰队航海到达台湾。
隋朝时称台湾为流求，隋炀帝曾派张镇周率领万余人到达该地。至此从宋元时起，历届中央政府便在此设官建制，进行有效的管辖。
南宋时曾任泉州郡守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可见澎湖在宋代已隶属于泉州晋江县，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
入元以后，元中央在澎湖设立澎湖巡检司，兼顾台湾。但自明朝末年的天启四年（1624年）起，西方的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乘明朝国势衰弱，防务松弛，逐步侵占台湾。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独占台湾。直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我国民族英雄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被荷兰侵占了38年的台湾才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有开创之功，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复台不久，便过早去世，由其子郑经当政。郑经“溺于酒色，无复西征之意，东宁之业遂衰”，统治集团日趋腐朽，内部相互倾轧，台湾作为反清复明基地的作用逐渐丧失。
更为严重的是，郑经集团为了维护少数统治成员的利益，还向清政府提出“称臣入贡，不剃发登岸”的分裂国家的主张，妄图使台湾“如朝鲜例”，成为藩属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半独立国家。
这时，西方的殖民国家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正竭力向外扩张，他们利用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对立状态，挑拨离间，妄图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特别是荷兰殖民者被赶出台湾后，时刻想卷土重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结束大陆与台湾的分裂状态，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不仅有利于国家和海防的巩固，不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而且也符合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台湾人民避免重遭殖民者的蹂躏。
因此，统一台湾，消灭郑氏割据政权，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和清政府巩固边防的当务之急。
康熙元年，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之后，便把斗争矛头指向郑经集团。当时，郑经势力据有台湾、澎湖、金门、厦门诸岛，清政府派兵部郎中党古里到福建视察闽海形势，施琅向党古里详细汇报了金门、厦门诸岛的情况，认为应该派兵攻取，请代为面奏。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
于是，施琅率军队出漳州，“鼓将士，乘风波，直薄金、厦、铜山（今东山）诸岛，连战克之”，使得郑经军队“仓皇不相顾，弃巢穴，遁归台湾”。
郑经的文武职官将士投诚的有18000多人，施琅因功授右都督。
康熙三年（1664年），施琅建议，乘清军在金门、厦门取胜的余威，“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靖海将军，统诸镇征剿台湾。施琅以降将周全斌、杨富为副，以林顺、何义等为佐，统领水师征讨郑经集团。
第二年四月，靖海将军施琅率领大批战舰出海进攻台湾，十五日夜至澎湖港，忽遇飓风大作，狂涛冲击，各船飘散不成队列，船只损坏严重，施琅只好陆续将船只收返厦门，第一次出征台湾以飓风所阻而告失利。
施琅这次进攻澎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给予台湾郑氏政权震动很大。郑经集团内部、军队将士和台湾民众，上上下下都看到清政府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威慑力量。在这之后，有大批郑军将士不断到大陆投诚，不能不说与清政府的这种威慑力量有很大的关系。
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削弱了郑军的力量。这次进攻澎湖，也为施琅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演习，为以后的进攻澎湖、统一台湾做准备。
二
施琅在康熙四年（1665年）率军出征台湾失利之后，并不灰心。由于军事征讨的失利，清朝廷在对台问题上妥协退让的议论占了上风，有的人甚至认为台湾为化外之地，据有或失去都无关紧要，攻击施琅“喜功好事”。台湾郑氏集团也妄图凭借着手中的军事力量和大海的阻隔，继续割据，反对统一。
康熙六年（1667年），施琅看到清政府派遣总兵孔元章赴台招抚无功而还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了奏疏《边患宜靖疏》。第二年四月又上了《尽陈所见疏》 （以下引文皆引自这两个奏疏）。在这两道奏疏中，施琅详细地论述了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分析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向清政府提出自己对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完整而明确的主张，建议继续进取台湾。
施琅指出，台湾“沃野千里，粮食匪缺。上通日本，下达吕宋、广南等处，火药军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贸易备具，兼彼处林木丛深，堪于采造舟楫”，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进一步分析道，清政府已在全国取得了统治地位，只有台湾一隅仍为郑经集团所窃据，郑经恃险负固，屯兵割据，并且不时派兵骚扰东南沿海，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增设重兵，筹拨钱粮，迁界移民，郑经割据势力是清政府的心腹之患。施琅认为：“堂堂天朝，万国宾服，岂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曰？”决不能让郑经集团继续危害国家和人民了。
针对朝廷中有人片面夸大郑经军事力量，想让中央失去军事征讨信心的错误看法，施琅认真分析了郑经的军事力量，指出，台湾郑氏政权虽号称30余镇，实际上，武装力量不满2万，大小船只不满200条，且兵力分为南、北二路，上下相去有1000余里，十分分散。
军士平时缺乏训练，将帅之间勾心斗角，政权内部纷争不已。这个政权之所以还能存在，施琅认为：“郑经得驭数万之众，非有威德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是由于海洋的阻隔，清王朝军事力量没有到达的缘故。
因此他主张，“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恣其生聚教训，恐养痈为患”，要“乘便进取，以杜后患”，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主动，进取台湾。
如何进取台湾？施琅提出了“因剿寓抚”的著名主张，即以战逼和，采用军事行动，以大军压境迫使郑氏集团接受和谈条件，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施琅指出，“如专一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若用大师压境，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立？是为因剿寓抚之法。”只要清朝采取军事行动，将造成郑氏政权分崩离析，不战而溃的局面。
施琅还分析了进取台湾对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好处。他指出，数年以来，沿边江、浙、闽、粤多设水陆官兵，布置钱粮，动费倍增，皆为残孽未靖之故，“如台湾一平，防兵亦可裁减，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诚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并表示了自己矢志报国的决心，“臣荷恩深重，与贼仇不共戴，视此逆贼跳梁，能无扼腕？虽躬履险阻，身历波涛，亦必以此朝食。”“贼一日未灭，臣一日未安，筹度时势，定当扫余氛而拯黎元，义不以贼遗君父。”
施琅在上第一道奏疏《边患宜靖疏》后，康熙皇帝即请他作速到京，面陈所见，以便定夺。可是，施琅的建言却未被采纳，不仅如此，施琅还被免去了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留京改授内大臣，这是为什么？
关于施琅建言未被采纳的原因，不少学者已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有的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康熙正致力于稳定大陆的统治秩序，无暇顾及台湾；有的认为当时时机尚未成熟，清朝中央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以打败台湾郑氏政权，因此不想进取台湾。
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清朝中央决策机构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施琅的建言未被采纳与当时清朝中央的决策机构关系极大。
施琅是康熙六年底和七年初两次上奏疏的，当时康熙皇帝才十四、五岁，虽已正式宣诏亲政，但是大权仍掌握在鳌拜集团手中，中央决策机构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把持决策大权的是保守的王公贵族。他们不了解东南沿海的情势，也不信任这位郑氏降将，致使不仅施琅的建言在中央决策中不起作用，连施琅本人也遭到猜忌，被调离福建，到中央改任他职。
尽管遭到不公的待遇，施琅并不气馁，他仍时刻关注台湾海峡两岸局势，统一台湾的信心和决心仍坚定不移。施琅在京任职期间，“尝于朝退体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这对于他后来积极参与中央对台湾的决策以及在决策的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很高的策略和智慧显然帮助很大。
施琅在京任内大臣，一过就是13年，在这期间，清朝中央决策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 16岁的康熙皇帝采取果断行动，逮捕了专权擅政的鳌拜，清除了鳌拜集团，掌握实权。康熙即位时年仅9岁，当时根据清朝顺治皇帝的遗命，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辅政。后来，鳌拜用阴谋手段排斥异己，逐渐独揽朝政，企图凌驾于康熙皇帝之上，到了康熙六年七月， 14岁的康熙皇帝虽宣诏新政，但鳌拜仍继续辅政，班行章奏多出自鳌拜之手。
所以，康熙这次果断地对鳌拜采取行动，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康熙皇帝在清除鳌拜之后，采取多种措施，缓和民族矛盾，改革内政，强化中央集权。他锐意改变鳌拜辅政时的排汉政策，以清除满汉官员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康熙改革内三院制，恢复内阁和翰林院，内阁中和、保和、文华三殿设大学士，将满汉大学士、尚书至各部员外郎的品级划一，使满汉官员品级相同，进一步团结了汉族地主阶级，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
同时，满汉大学士承旨草拟诏谕，处理章奏，也有利于皇权的提高。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又设立南书房，选文臣入值，批答诏旨多由在南书房行走的大臣秉承帝旨办理。
通过这一系列对中央决策机构的改造措施，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加强了皇帝对中央决策权的实际掌握。
康熙皇帝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还采取许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实行“更名田”制度，还田于民，使大批无地佃农变成有地的自耕农；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和大运河，使水归故道，漕运畅通，苏北一带长期被水淹没的大批土地变成了可耕的肥沃良田。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清初以来紧张的财政状况得到缓和，为统一台湾在物力财力方面打下雄厚的基础。
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台湾海峡两岸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正月，郑经暴死，郑经集团中势力很大的冯锡范和刘国轩联合发动政变，谋杀郑经长子，监国郑克土爽，另立郑经次子、冯锡范女婿郑克土爽继位延平郡王。郑克土爽年幼无知，不能理事，由冯锡范、刘国轩掌握实权。郑氏领导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人心涣散，日趋衰弱。
而这时，清政策已平息了三藩之乱，在大陆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在中央，康熙已成功地将中央的决策等所有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巩固了皇权。统一台湾的条件已更趋成熟。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前后，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和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先后向康熙皇帝报告了郑经在台死去，郑氏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台湾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认为应该趁此机会进取台湾，并力荐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
施琅也主动向康熙皇帝建言统一台湾。康熙为此专门召集诸大臣，讨论对台方略。很多大臣认为“海波不测，度无奇策可制胜”而反对出兵。施琅则坚持征剿台湾的主张，他认真分析清朝中央和台湾郑氏政权之间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具体陈述统一台湾的意见，度己度彼，条奏甚详。
康熙很赞同他的主张。于是，这一年七月，重新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加封太子少保，而将反对出兵台湾的当时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调离福建。施琅离京临行前，康熙专门接见他，为他送行，康熙说：“平海之议，惟汝予同，愿努力，无替朕命！” 可见，康熙很欣赏并完全同意施琅统一台湾的主张，施琅成为康熙对台决策的参谋系统和信息系统的主要成员。
从康熙四年施琅征台失利以后清中央对台妥协之议占上风，到康熙二十年清中央果断地决策统一台湾，这是由于康熙皇帝已稳固地掌握了决策权，他重视决策的信息系统、参谋系统的作用，虚心听取地方长官、福建总督姚启圣关于台湾最新信息动态的报告和意见，听取内阁学士、福建事务顾问、福建安溪人李光地的意见和建议。
更为主要的是，认真听取熟悉闽台情况、在京长期任内大臣的施琅的意见，并予以重用。施琅的很多主张成为康熙对台决策的基础。
康熙二十年七月，康熙皇帝终于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果断地委派施琅前往福建主持攻台事务。
三
有了决策，要化为行动才能产生效果。没有决策的制定就不可能有达到目标的行动，而离开了决策的执行，决策方案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施琅不仅是康熙统一台湾决策的参谋系统和信息系统的主要成员，而且是决策的执行系统的主帅。
施琅到福建后，积极备战。鉴于当时福建前线领导集团内部对征台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措施的不同意见，为了保证统一台湾的决策能得以顺利执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和七月，施琅上了《密陈专征疏》和《决计进剿疏》两道奏疏 。
疏中说：“倘荷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俾臣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演，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何难一鼓而下，事若不效，治臣之罪。”
请求康熙皇帝发布敕谕，独任其征讨台湾，以便统一指挥调度诸军，申严号令，赏功罚罪，把握作战时机，出其不意，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疏中还表示自己愿意竭尽全力，负起全责，为国效忠，与郑军决一死战的决心。
由于这时的施琅已经在清朝中央任内大臣达13年之久，并已“隶镶黄旗汉军” ，成为清王朝忠实的臣僚，康熙对他经过长期的观察考验，认为他“忠勇性成，韬钤夙裕，兼能洞悉海外形势”，因此，康熙皇帝很快就同意施琅的建言，给他以专征之权，认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 这样，保证了清军攻台指挥系统的和谐一致。
关于如何攻取台湾，施琅根据自己以前所提出的“因剿寓抚”的主张，全面考虑军事、政治等诸多因素，决定“先取澎湖”。
施琅认为，从军事上看，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据澎湖以扼其吭，台湾失去屏藩，郑军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胜利就有希望。而且，郑军守卫澎湖的是掌握郑氏军政大权的骁将刘国轩，施琅认为：“贼将刘（国轩）者为彼魁杰，设以他将守澎湖，虽败未服也，必用再战。如守澎湖者刘，或死或败，则势尽胆丧，台湾可不战而下。” 澎湖守将刘国轩为郑军主将，澎湖屯集着台湾的精兵强将，攻下澎湖，消灭郑军主力，台湾即使想再拼命顽抗，也因大势已去而无济于事。
为了分化瓦解郑军，削弱郑军的战斗力，施琅还暗中派人到台湾，联络郑氏军队中的旧部，进行策反工作。
台湾郑氏军队中的一些重要将领也看到大势所趋，有的答应作内应，有的干脆率领军队渡海投诚。
关于进军时间，施琅决定在夏天的六月进攻。清军中很多将领认为，六月刮南风，渡海困难，而且天气炎热，士兵疲劳，不宜进攻，而应在冬季进军。施琅却认为，冬季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在澎湖海上作战，很难一战即胜，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易重新集结。
夏季的西南风则比较柔和，风浪较小，兵士乘船不易晕眩，有利于船队集中停泊，联合行动。而且由于夏季多台风，一般人认为不宜渡海作战，郑军必定防备松弛。
施琅说：“毋惮暑！兵法不曰，出不意，攻无备乎？” 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炎热的六月进攻。施琅的决定六月出兵，是长期海上作战经验的积累和熟知兵法的结果。
对于具体的作战指挥，施琅也事先作了周密的部署，他聚米作地势，向诸将布置作战方案，详细交代如何入港，如何泊船，如何进攻，鼓励将士奋勇作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亲率2万水军， 300艘战船，从铜山出发，向澎湖挺进。他命令大小战船要在舟蓬上书写将领姓名，以便在风波摇撼中分辨战船进退，给予赏罚。十五日，施琅大军抵达澎湖。施琅军队的出征，完全在郑军的意料之外。
这时，驻守澎湖的郑军最高将邻刘国轩领有亲兵2万余，船200余艘据守，澳外以炮船列阵，岸上有火炮支援，军力并不弱。十六日，施琅率船队进攻，刘国轩迎战，双方各有伤亡。十七日，施琅将水师船队集中在澎湖的八罩屿侯风，准备总攻。二十二日，施琅向刘国轩军队发动全面进攻。他命都督陈蟒、魏明等率50艘战船进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命总兵官董义等率50艘战船进入牛心湾作疑兵牵制，留80余艘战船作为后队支援，自己亲率大船56艘分8队由中路进攻，直指郑军指挥中心娘妈宫阵地。双方炮矢如雨，烟焰蔽天。
不久，南风大作，施琅令火器船乘风纵发，用火桶、火罐进攻，奋勇冲击，郑军大败。郑军船舰有的被击沉，有的被焚毁，刘国轩率残部逃回台湾。施琅攻克澎湖36岛，获得大胜。
这场战役，共击沉焚毁郑军船只159艘，俘获35艘，消灭郑军征北将军曾瑞等将领300余名，兵士12000余名，郑军果毅中镇杨德等165员将领率残兵4800多名倒戈投降。
在战斗中，施琅军队总兵官朱天贵，游击郑邦试以下329名将士阵亡，伤者1800余名。施琅右眼受伤，可见战斗的激烈程度。在这次战斗中，施琅合理部署，指挥若定，在战斗的最危急关头，更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自己受伤仍坚持指挥，毫不退却，军事统帅如此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实属难能可贵。
澎湖大捷之后，施琅首先注意做好安定降卒和岛上居民民心的工作，施琅下令：“戮一降卒抵死，诸岛投戈者数千人皆厚恤之。” 凡战俘愿见父母妻子者，皆令小船送之，凡受伤者，皆令人医治，并发给袍帽粮饷，送之东还台湾。降卒对施琅十分感激，相互说：“军门恩泽，及我骨肉矣，死难报也。” 施琅对澎湖居民也作了妥善安置，免其“三年徭税差役” ，安定了民心，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接着，施琅根据“因剿寓抚”的总方针，对台湾郑氏政权展开强大的招抚攻势，施琅派遣原刘国轩部将曾蜚至台招抚，向刘国轩指明形势，要他归顺清朝。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便首创降议，郑克土爽还想苟延残喘，派礼官郑平英、宾客司林惟荣往澎湖，请削发称臣，仍居台湾，以“承祀祖先，照管物业”，施琅看清郑克土爽的缓兵之计，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命刘国轩、冯锡范二人亲来“军前面降，将人民土地悉入版图，其伪官兵遵制削发，移入内地，听遵朝廷安辑。”
为此，施琅特向清廷上了一道《伪藩专差赍书求抚疏》，认为，郑克土爽如果在朝廷大军未进师扑剿之时，“早遣求降，当为题请，今澎湖既得，紧逼之际，始差郑平英等前来求抚，明系诡谲缓兵之计，难以遽信，臣专征，只宜主剿，不宜议抚之事。”
施琅揭露了郑氏集团的缓兵之计，将郑氏集团求抚官员郑平英林惟荣二人并书两封送总督姚启圣处看守，候旨定夺。施琅专门派人赴台湾要郑氏集团真正投降，并宣称：“如有别议，唯有誓师而已。”
在施琅强大的军事实力威慑下，郑克土爽走投无路，只好决意归诚，派兵官冯锡范等至澎湖军前乞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大批清朝官兵，乘船自澎湖出发，抵达台湾鹿耳门。郑克土爽率刘国轩、冯锡范等文武官员，举着事先做好的清朝的旗号，用鼓乐迎接施琅大军，台湾百姓也壶浆相迎。
至此，施琅孜孜以求的统一台湾的事业大功告成，台湾与大陆复归统一。
施琅在清政府统一台湾决策的全过程中，坚持主动进取，坚持“因剿寓抚”的正确方针，是清朝统一台湾事业的积极谋划者和实际执行者，施琅在清政府中央决策的参谋系统、信息系统和执行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没有别人能够替代的。
正因为如此，康熙皇帝称赞他“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画周详，布置允当，建兹伟伐，宜派殊恩”，论功行赏，封他为靖海侯，“世袭罔替” 。
施琅为统一台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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