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为什么要杀死嵇康（谈西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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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是“竹林七贤”之一。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言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司马氏取代曹魏，最后假成济之手杀了高贵乡公曹髦，表面维护了司马氏的名声，实际却为那些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名士所不齿。比较典型的例子，晋室开基，司马炎昭告天下，将废帝曹奐徙居邺宫，众人竟无人相送，只有太傅司马孚拜别旧主：“臣已年老，不能有为，但他日身死，尚好算作大魏纯臣哩。”昨日事魏，今日臣晋，一班王公大臣，忠逆立判。

除却与曹氏的姻亲关系，嵇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反对司马氏政权的。在政治上，司马昭和山涛都邀请嵇康出仕，嵇康避而不就。《魏氏春秋》言：“大将军（指司马昭）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等到山涛推荐他为官时，他还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司马昭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杀害了他，年仅四十岁。

山涛也曾经是“竹林七贤”之一。经过高平陵事变和对“淮南三叛”的镇压，司马氏夺权已经稳操胜券，司马昭和司马师在继续剔除曹魏残余势力的同时，对待名士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竹林七贤”也开始瓦解了。西晋建立，山涛为尚书仆射，加侍中，兼领吏部，最后官至司徒，位极人臣。山涛、王戎（竹林七贤之一）集达官显贵与清高名士于一身，是历史上名利兼收最显著的例子。（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在思想上，嵇康的兄长嵇喜撰《嵇康传》言：“（嵇康）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脩名誉，宽简有大量。……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於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於尘埃之表。”

西晋统治阶级标榜“名教”，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矛盾重重。司马懿“内忌而外宽”，何曾“与妻相见，相待如宾，”但是却“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王祥“卧冰求鲤”但是在事业上却毫无建树，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社会风气可想而知。

嵇康揭开了司马氏夺权不愿意让世人看见的伤疤。司马氏是儒家，伏膺儒教，主张官长君臣之义，礼仪秩序，入世求仕。但是司马氏在夺取曹魏政权的过程中却采用了血腥的手段，正始十年高平陵事变，“同日杀戮，名士减半”；嘉平三年，王凌淮南起兵反对司马氏专政，被杀后楚王曹彪遭虐杀；嘉平六年，废曹芳；正元二年，杀毋丘俭；甘露二年，挟持曹髦进攻寿春；甘露五年，杀曹髦。一边大肆宣扬“仁义”、“廉让”，却干着践踏儒学经义的事，口口声声说这是“名教”，自然为嵇康所不齿。他在《太师箴》中揭露了司马氏口是心非的伪“儒教”。

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否定儒家教义，而是他对这个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后不再谈论名教了，认为名教不出于自然，名教与自然对立，实际是竖起了与司马氏所宣扬的所谓“礼法”相抗衡的大旗。他认为“名教”应该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但现实却如同他写的《唯自然好学论》“仁义务于理伪，廉让生于争夺。”他跑到孙登那里过了一段隐居生活，想超脱于物外，但是后来还是回到了这个令他充满愤懑的世界，这也是他的儒学思想中包含的一种老庄思想而已。

嵇康是儒家大义的拥趸者，并且身体力行。在教育儿子（嵇绍）的时候，仍然用忠孝节义来约束他的行为，甚至在自己身陷囹圄之际，也要想到“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嵇绍后来谨遵父教，在讨伐河间王颙，成都王颖的叛乱中，誓死保护惠帝“血溅御服”，为后人所敬重。

附“竹林七贤”

非有竹林，乃后世附会者撰。七贤者：嵇康为首，阮籍，刘伶，阮咸，山涛，王戎，向秀，后三者改节失图，任晋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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