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之死：为何因一封信而被杀 真相是司马昭猜忌他（要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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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氏专权时期的士人与权力

高平陵事件之后，政坛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士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特点。总体而言，曹爽等人被诛后，曹魏君权遭到根本性的削弱，皇族中已无人能与司马氏相衡，司马氏占据绝对的优势。司马懿在诛爽后第三年去世，其后，司马师执政四年，司马昭主持十年，控制曹魏朝政前后共计十六七年。两方势力对比极为悬殊，这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在司马氏执政期间，士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至少默认、或不反对司马氏掌握朝政的现实，从而进入、或继续留在政权机构之中，其中少数人主动参与到魏晋禅代的进程中，而成为司马氏权力集团中的核心成员。

另一类主动以武力反抗司马氏的执政。此前主动靠拢司马氏如傅嘏、钟会等人，在镇压毋丘俭、文钦军队的反抗中，奋其智能，主动出谋划策。《三国志》卷二一《傅嘏传》(627)曰：“正元二年春，毋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遺太尉(司马)孚往，惟最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最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

曹魏一代颇有王凌、毋丘俭等奋不顾身、坚决铲除司马氏的士人。嘉平三年(251)四月，太尉王凌谋废帝，立楚王彪，司马懿东征凌。王凌饮鸠而死，馀党皆夷三族，杀彪。

嘉平六年(254)二月，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正元二年(255)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寿春，讨司马师，大将军司马师征之，俭、钦兵败，俭死，钦奔吴，夷三族。

甘露二年(257)四月以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司空，五月，不就徵，发兵反。次年二月司马昭攻陷寿春城，斩诸葛诞。在司马氏执政的十几年中，接连不断地发生反叛。尽管每次事件都很复杂，反叛的动机与成因不尽相同，但矛头直接对准司马氏却是相当一致。

直到东晋，大臣甚至仍以晋得天下为不义。《世说新语·尤悔》第7条载王导“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复面箬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可见，司马氏所遇到的权力合法性危机远大于曹操，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领域中，他都无法说明自身的专权是一种合法、合理的形式。为了应付这种危机所造成的压力，司马氏采取了过分的强制手段。上述针对司马氏的各种反抗，既表明人们对司马氏垄断中央权力的不满，也反映出其专政的强制性。

司马师、司马昭秉政，更加猜忌，怀疑那些可能怀有不满的人。他们加强了对各个部门、领域的渗透、监视和控制史载“司马文王既秉朝政，长史贾充以为宜遣参佐慰劳四征，于是遣充至寿春”。”名义上是慰劳，实则为了试探、监视各地方长官。此时诸葛诞以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治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除了顺从与反抗两类，原本还有游离于政坛之外的第三类士人，此时有所变化。从士人的角度来看，此时介人政坛已经没有了前一阶段的风险。于是原先退处山林、保持缄默的士人，如竹林七贤等人，这时大多重返政坛。曹爽辅政期间，阮籍屏居田里，爽诛，阮籍即为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复辟为司马师的大司马从事中郎，与司马昭关系密切。

阮籍“不乐仕宦”，本非贪慕功名之人。步入仕途之后，酣饮沉醉，隐忍周旋，装扮成职事无能、目光短浅、毫无进取之心的庸碌之辈。这或是自污以保全的手段。至少政治上无害，才有可能成为司马氏亲爱之。

政治冷漠不论是出于性情淡泊，还是出于对政局形势的不满，此时都成为第三类士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事实上，在魏晋禅代之际，充满猜忌的司马氏更倾向于将所有这些观望与漠然都视为不满与对抗。迫于这种无形的压力，正始时期部分隐退的士人如阮籍、山涛等都回到朝廷。第三类士人完全分化：对于现执政，要么表示拥护，要么表示反对。原先中立的、远离政治的区域如今已不复存在。

但是，嵇康始终不愿出仕。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一再表明自己无心仕宦。他青年时代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中年以后“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他说，人各有志，性情不同，或出仕、或栖隐，本无区别，只在“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他自幼不受拘束，如今更加任性不羁，习性疏懒，情意傲散，根本不适合做官。他只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过平常人的平常生活。

然而，在当时的政局下，这一平常的愿望却显得异常的天真。在政治冷淡多少即意味着反抗的情势下，这一平凡的理想却无意地触及当下的政治禁忌。

朝野上下“皆愿禅代”的时刻，嵇康却要固执地置身于潮流之外。母丘俭、诸葛诞等人明目张胆的反叛可以名正言顺地镇压，而嵇康所谓“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生活，却仿佛是用正当的、无可挑剔的理由逃避参加圣朝的受命仪式。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这深居简出、弹琴赋诗的理想更富有政治色彩?

还有什么比这安分守己的愿望更带有危险性?司马氏终于用了一个借口将嵇康杀害。

2、嵇康之死的直接原因

只要坚持不向现实的政权表示顺从，那么，嵇康遭遇厄运就几乎无法避免。

根据史籍记载，嵇康被诛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受到吕安案子的牵连；二是钟会的恶意谗毁。

（1）先看吕安的案子

吕巽、吕安为异母兄弟，巽淫安妻徐氏，于是兄弟失和。《文选》卷十六《思旧赋》注引千宝《晋纪》曰：“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人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司马昭)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

事情经过大体是这样：吕巽事发，吕安欲告巽，询问嵇康，康惜其门户，劝说兄弟和睦。嵇康本与吕巽友善，经过劝解，巽答应和好如初。不料，吕巽反告吕安不孝，又凭借与钟会的关系，令吕安徙边。最后吕安下狱，与嵇康俱遇害。

但是，吕安在何时引嵇康作证，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干宝《晋纪》、《世说新语》以为在吕安徙边，或当徙之后，而孙盛《魏氏春秋》却没有提到徙边一事。从“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的记载来看，嵇康当是为吕安在此案中蒙受的不白之冤声辩。

若以孙盛的记录为准，吕安遭到诬告，嵇康即出庭作证。嵇康的辩护，不外说明事情的经过，证明吕安并非不孝，而是在此案中受到了诬陷。

从一般情理上推断，仅仅是作证，何以会触犯法令，并惨遭不幸呢?吕安不孝，也不至于被处极刑。

《世说新语·雅量》第2条注引《文士传》日：“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钟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这份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及吕安案子，也没有涉及嵇康的辩护。

钟会指控嵇康：一是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二是不为世用；三是败俗惑众。除非将嵇康的辩护视为“轻时傲世”，否则，根本看不出这一判决与此案有任何联系。嵇康如何被定罪仍存在疑问。

（2）钟会的陷害

钟会曾访嵇康，康不为之礼，会衔恨，便因吕安事，劝司马昭除康。但这里还有一些疑点需要辨明。

第一个疑点是嵇康欲助毋丘俭事。

《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607)注引《世语》曰：“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关于此事，记载简略，详情无从考知。但论者常倾向于认为实有此事。侯外庐等认为：“嵇康反对司马氏，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为上。”

《王粲传》附《嵇康传》说：“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陈寿所写的嵇康传文太简略，没有提供更多的相关材料。因此，要恰当地理解“尚奇任侠”的含义，颇有困难。

“尚奇”，大约是指崇尚奇行，喜好奇术。嵇康卓荤不群，博洽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尚奇”可以理解。但这里的“任侠”是否暗含锻造兵器、交结豪俊、起兵响应毋丘俭，就很难确证了。

史籍中称“侠”，本来意思宽泛，但据史传中侠士之所为，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在王朝更迭、群雄逐鹿之际，任侠确有招揽豪杰，起兵征战，或割据一方，或追随新主等行为。好侠之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当时社会动荡的现实密切相关。汉魏之际拥兵不外二途，一是受命朝廷，拥有兵权；一是时世危乱，集结各种社会势力，组成统一的军事力量。或散尽家财以招募流民，或整编地方现有的各种武装。

如曹操，诱降黄巾军，选其精锐，编为自己的武装“青州兵”。嘉平、正元年间，司马氏专命，尽管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充满激烈的矛盾，但整体上说，社会秩序相对比较稳定。

此时嵇康一未受朝廷任命领兵，二家无巨资，无力招募兵员，况且当时社会并非处于动荡之势，即使财力允许，恐怕也无从号召。那么，嵇康仅以“任侠”，何以能够招兵买马，起兵响应毋丘俭?第二类侠士的行为与当时政权的关系较为疏远。社会稳定时期，任侠之士修行砥名，一诺千金，仗义好施，救人于危难之时，由此获得很大的声名。

权行州里，力折公卿，为世人所瞩目。王莽时，戴遵称病归乡里。“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仗义好施，行为果敢，则往往被目之为有“侠气”。如果说嵇康有“任侠”之举，或指这一方面的行为。

正元二年(255)毋丘俭起兵讨司马氏，如果嵇康真的有所响应，那么以高平陵事件中稍有涉嫌的士人无一幸免例之，恐怕司马氏不会等到景元三年(262)，即事情过去七八年之后，才想起来将嵇康正法。

对于嵇康这样，平时喜愠不形于色情愿深居陋巷、饮酒清谈的士人，尽管怀有一定的社会理想，具有独立的政治见解，但也很难想象在毋丘俭事件过程中，会有起兵响应的举动。我们认为，如果钟会确有谗言，那么说嵇康起兵应俭，仅仅是捏造而已。

第二个疑点是钟会对嵇康的衔恨。

嵇康箕踞而锻，不交一言，按一般常情，确实让人难以接受，然而，诸如此类不合人情礼节的事情在当时的名士群体当中并非少见。

钟会精练名理，亦在名士之列，何以对此耿耿于怀?吕安见嵇喜，题“鳳”而去，阮籍作白眼青眼，又与王戎对酌而不与刘公荣饮，都体现出名士之间不拘礼节的精神，所谓“礼岂为吾辈设也”。何况，钟会也有不计较世俗常礼的行为。

《世说新语·文学》第5条曰：“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康、会年龄相仿，可以朋友论，然而，请朋友批评自己的著作，却“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恐怕也不符合当时一般交往的礼节。仅据嵇康不为之礼，很难推证必致钟会衔恨。

第三个疑点是钟会访问嵇康的时间。

根据《魏氏春秋》，钟会访康的时间似在司马昭秉政时期，即甘露、景元年间。然而这一段时间，嵇康先在河东三年，稍后到洛阳写石经，不久归山阳，此时司马氏执政，政局已变，他与向秀、吕安在洛邑锻铁的可能性很小。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推断，嵇康锻铁大体在嘉平时期。从钟会方面说，访康时间也不太可能在甘露、景元年间。

钟会撰《四本论》毕，欲请嵇康一阅，于是“户外遥掷”。这不应是两人的初次见面。《世说新语·简傲》第3条说，钟会“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可见，“寻康”当在“遥掷”一事之前。然而，钟会撰《四本论》与傅嘏、李丰等人讨论才性四本有关，写作时间不当迟至甘露以后。才性问题的讨论兴起比较早。汉末名士热衷于品评人物，曹操主张唯才是举，都重视人物的才性。

陈寅恪论曰：“世说此条所记钟士季畏嵇叔夜见难掷与疾走一事，未必尽为实录，即令真有其事，亦非仅由嵇公之理窟词锋，使士季震慑避走，不敢面谈。恐亦因士季此时别有企图，尚不欲以面争过激，遂致绝交之故欤?今考嵇、钟两人，虽为政治上之死敌，而表面仍相往还。”

嵇康、钟会虽不至于为“政治上之死敌”，但有往来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钟会对嵇康不予理睬的行为深以为恨，那么，恐怕他是不会在不久之后，就“遥掷”己作并望“嵇公一见”了。

钟会首次造访嵇康的时间不在甘露之后，而在嘉平时期；作为名士，他对于嵇康不为之礼，不至于衔恨若干年之后，置之死地而后快。

总之，钟会因怨恨而陷害嵇康的说法于情理上较难成立。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康、会并无直接矛盾。

正元二年(255)之后，钟会深受司马昭的器重，仕途顺利，而嵇康潜心学术，不与世事，其所作所为与钟会本人的政治生涯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更不用说存在直接的冲突了。可以说，很难找到钟会必欲谗毁嵇康、并劝司马昭杀之的直接动机与理由。至于庭论中所谓“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不过是钟会作为司隶校尉在处理此案过程中奉行司马昭的旨意而已。嵇康、吕安被诛的真正原因在于司马昭无端地对他们不满。

3、吕安的信为何能杀了嵇康

嵇康竭力为吕安的这封书信辩护。很显然，他的辩解更加激怒了当权者。司马氏在没有确凿罪证的情况下，至少在没有明确说明罪证的情况下，就对他们处以极刑。这是司马氏必须受到谴责的地方。一封普通的信件经过深文周纳，致使两位名士丧生，这或许是最早的文字狱了。在当时的情形下，面对吕安的这封信，嵇康不会看不到出庭作证将会对自己不利。

吕安被诬不孝，嵇康如果作为最初的调解人出庭作证，这应当没有任何问题，恐怕谈不上“义不负心，保明其事”。但现在却要为这封很容易牵扯到政治问题的书信辩护，事情就严重了。

而且他作为收信者，已经成为当事人。嵇康应当很清楚，如果不为吕安的这封信辩护，努力摆脱干系，那么，他或许可以保全自己。如果出面辩解，显然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却毅然地出庭作证。这正是“义不负心，保明其事”，与他在《家诫》中教导子女时所说的“临义让生”、“君子不容伪薄之言”、“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的主张完全一致。

如果康、安均为庸碌之辈，那么他们或许能够幸免于难。

但吕安“猛志纷纭，雄心四据”、又“至烈有济世志”，嵇康更是在社会上、太学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司马氏非但没有表示支持，显示出某种默许、认同，却强烈地表露出“顾影中原，愤气云踊”的情绪，这对于正在加快禅代进程的司马氏而言，根本无法感到满意与放心。这是司马氏要诛杀康、安的最重要的“理由”。由于这一原因，恐怕无须钟会劝说，司马氏也会决意除掉康、安。

虚弱的统治总是趋于残暴。司马氏唇越的权力总是借助过分强制性的镇压手段以掩饰内在的虚弱。

它比任何时刻都需要朝臣及广大士人的支持，即使是表面的支持；也比任何时刻都忌恨人们的冷漠与反对，即使这种漠然对于一个正常的政权而言，本来是无害而可以容忍的。在政治稳定、没有合法性危机的时代，康、安的闲处以及吕安的书信本来不会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但在司马氏为禅代积极准备的时刻，他们的言行便成了大问题。专制的残暴不仅表现在它的权力具有暴力的强制性，严厉地控制人们的意识，而且还表现在权力自身以及政治、法律背后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使得人们无论怎样按照理智行事，都难以保全自己。

除非完全丧失自我意志，将灵魂交给执政者保管，否则，躲过劫难只能听凭侥幸。“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正表明了这个时代政治的非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同意诸如孙登所说的嵇康“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以及傲世取祸之类的说法。

钟会称嵇康为“卧龙”，劝说司马氏除掉康、安，如果确有其事，那也是出于为司马氏“营立家门”的考虑。至于钟会“衔恨”云云也许只是为司马氏开脱而编造出来理由，仿佛司马氏听信钟会的谗言而一时错杀嵇康。事实上，只有司马氏得到了真正的好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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