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理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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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身体虽然被强权残酷阉割，但精神却依然坚守独立之人格，思想依然在顽强地自由翱翔，最终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完成了被称为中国历史文化“千古绝唱”的《史记》。司马迁对当时知识者的社会地位，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报任安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认为朝中掌管文献史籍、天文历法者，不但与占卜祭祝者相近，且类于歌舞杂技艺人，都是皇上蓄养的被玩弄者，分析入木三分。数千年中的大多数知识者，在专制淫威之下，虽然身体没有被阉割，但其灵魂与人格已被阉割，精神与思想被奴才化。然而司马迁作为御用史官，却能在受到极端凌辱之后写出个性鲜明的作品，可称千古一人。他那豪放生动能通古今之变的文笔，那独立不羁而成一家之言的史诗，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光彩夺目的亮点。

他把农民起义领袖写成《陈涉世家》，与诸侯贵族同一等级，对起义者充满了同情，肯定了他们推翻暴秦统治的首功。又把与高祖刘邦争天下而失败的项羽，放入皇帝等级的“本纪”，且列在刘邦之前，突出其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为失败者唱起悲壮之歌。对打下江山的汉高祖刘邦的描写，许多方面可谓实录，早年像“二流子”，打天下后仍旧习不改，时显流氓无赖相，并不一味歌颂，使一个阴险、诡诈、猜忌和常耍权术的帝王栩栩如生。在描述当朝皇帝的《孝武本纪》中，也能秉笔直书如实记载，批判汉武帝在封禅祭天、巫蛊迷信方面的愚蠢和昏聩，指出大规模对匈奴战争非但建功不深，穷兵黩武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和灾难。《酷吏列传》更是将当时司法统治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

《史记》最华彩的乐章是《货殖列传》，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私营工商业老板大唱赞歌，理直气壮地褒扬市场经济的成功者，指出工商业经济的重要社会地位，肯定个人经商致富的非凡价值，与当时的统治理念及其施政纲领大唱对台戏，实在是不同凡响。

首先，在专制统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背景下，司马迁坚持农、工、商平等的理念，指出农、工、商、虞（矿）四者，都是民衣食之源。认为工商业的发展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谈到山东“邹、鲁”诸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变中，“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的曹邴氏起到了榜样的作用，私营工商阶层的劳动给社会带来崭新的面貌和深层的活力，非常欣赏工商致富者的能力与成就，极大地改变着旧的传统价值观念。

其次，司马迁不回避求“利”追“富”的人性要求，认为它正当合理，鼓励人们的“利”、“富”欲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利”和“富”是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提出各行业一般应有百分之二以上的盈利，“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即盈利不到百分之二的，就不是我所说的生财行业。鼓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谈到“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贫富差异不是争夺、赠送等手段的结果，而全在经营者的聪明和愚笨。“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用反问的口气赞扬聪明勤劳的致富者，尊崇成功的私营工商业者，巨富者可比“素封”的王者！间接批判了儒家“君子不言利”的虚伪性。

再者，反对官府经营工商业与民争利，更反对统治者对工商业的野蛮掠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要求统治者对市场经济持因势利导的无为政策，指出与民争利的统治者是最下作的。认为应靠勤劳致富，“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把靠爵邑俸禄致富的贵族、官僚同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并列而谈，可见司马迁对靠权势“奸富”的贵族官僚的鄙视与痛恨。《史记·平准书》中列举了大量官营工商业的腐败史实，揭露了官商勾结的祸害，更控诉了汉武帝以增加算缗税收和告发瞒漏诸手段，大规模向富裕的工商阶层进行掠夺的罪行，致使“富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造成民间社会的极端贫困。要求统治者在市场经济中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不与民争利诸思想观点，完全符合社会发展之趋势，有其相当的积极意义。

再次，对“治生之术”，即发展产业之道的重视。“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是说无资产者就应该凭力气去赚取，少有资产者应该凭智慧去增值，已经富足者更要把握时机扩大财富。用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工商业者发家致富不仅需要通过辛勤的劳动，还需“必用奇胜”的智慧。如描述当时著名大商人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而且“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用计谋办法，也俭省节约，且抓住时机，故能有所成就。市场机制的特点是平等竞争，鼓励人们努力向上，优胜劣汰。指出工商业各种部门，哪怕最底层的行业，只要把握机缘，不辞劳瘁，以智取胜，都能创造出奇迹来。

总之，大力倡导自由市场的商品经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使人们各自发挥出最出色的能力，获得希望得到的回报。商品的价格与供求关系也能自然地得到调节，使人们积极快乐地从业与生活。当然市场经济存在无情竞争，“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致富可以有多种行业与手段，能否成功全看个人的本领，反对用各种不正当手段的“奸”富，要求用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赞叹汉初全国市场形成时的繁荣局面，“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理直气壮地将“富国”与“富家”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史记》立专门章节为“货殖”业（工商业）鼓吹，为富商大贾们树碑立传，这在传统中国不但是前无古人，且冒着忤逆统治者的风险，需要超人的眼光与胆略。《货殖列传》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难得一见的好文章，然而有关思想只是发源于黄老道家的一些理念，与西方罗马法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理念与权利意识还存在极大的距离，不懂得如何用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方式去建立商品经济的完备秩序，无法保护已经取得的与市场秩序有关的社会进步，从而上述经济思想不可能发挥出实质性的意义。直到宋、明、清诸代，虽然也出了几个赞赏、倡导商品经济的思想者，如叶适、丘浚、蓝鼎元等人，但上述这一致命的缺憾依旧。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专制制度的种种羁绊下，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只能徘徊于歧路，而倡导商品经济的思想观点也只有昙花几现。

《史记》中最了不起的一笔，是《伯夷列传》中伯夷与叔齐拦阻周武王伐纣故事中的深刻含义。兄弟俩极力劝阻失败，殷亡周兴，似乎一个万恶的旧政权覆灭了，美好的新朝廷诞生了，而伯夷、叔齐却躲进首阳荒山，义不食周粟，采薇充饥，还放声高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以绝食赴死来抗议这场以暴易暴的战争。《庄子·让王》中也有此段故事的一番论说，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崇尚计谋、依恃武力，用屠杀攻伐来夺取政权，其中已有反对用战争这种革命方式代替暴政的思想。司马迁直接喊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感悟，似乎认识到用暴力取得的政权，也只会用暴力维持，而在暴力统治下的人民，不仅是草芥、蝼蚁，也不能懂得用其他和平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一思想闪光点确实难能可贵，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血腥残酷的历史，人们在胜王败寇这个历史逻辑中互相残杀，刀光剑影而看不到尽头！许多人至今憧憬武力“革命”，而不知“其非”在哪里。

读到司马迁的这些思想，让人肃然起敬。但这样的知识者人数之少，真可谓数千年才出几人。加上人微言轻，而在知识太监化的传统历史洪流中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往往才华被埋没，人生极坎坷，杰出的思想理念很快被传统意识形态的痼疾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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