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肿瘤治疗药物研发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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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癌症治疗带来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影响，由此引起的大面积筛查和诊疗延误可能已经使数以百万计的癌症患者面临治疗不及时和病情进一步发展、恶化等一系列风险。中国的肿瘤治疗同样也受到影响，但相比全球受影响较小，恢复速度也较快。同时，中国药企的肿瘤药研发力量也快速增长。
肿瘤治疗的创新
2020年获批上市的肿瘤新药带来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临床进步，这些关键的创新往往有两个特点，一是更多的产品通过快速审查、孤儿药认定等机制加快了管线推进的节奏，二是对罕见肿瘤的聚焦。
全球各地肿瘤领域的创新势头非常强劲，仅2020年全球就有18个肿瘤新活性物质NAS获批上市。中国作为新晋研发大国，过去五年间为肿瘤治疗领域贡献了37个新活性物质，比2001-2015十五年间中国上市的新活性物质总和还要多。
预计2021-2025年全球将推出近100个肿瘤领域新活性物质，相比过去的五年增速约50%。整体的创新趋势将持续朝着罕见肿瘤转型，并且新药将更具有针对性，每种药的适应症数量将减少。
研发趋势
大量创新肿瘤药的获批背后是如雨后春笋般萌芽和蓬勃发展的肿瘤研发管线。纵观2020年全球肿瘤药研发管线，可以看出以下趋势：
罕见肿瘤依旧是药企研发的重点领域
肿瘤和罕见病本就是临床试验两个最大的领域，并且两者去年受疫情影响程度都低于其他领域。2020年有超过1600项新启动的肿瘤临床试验，达到历史峰值，体现了肿瘤领域研发的强劲势头。
高创新度的精准治疗方案逐渐占据主流，EBP公司成为研发创新主力
在过去十五年中，新兴生物制药公司(Emerging Biopharm, EBP)占全部肿瘤后期管线的比例一直稳定在65%-67%。全球有超过605家的EBP在积极开展后期肿瘤研究项目，其中有450家EBP是100%专注于肿瘤药研发。在总体管线基数较大的情况下，EBP将会不断地为肿瘤创新疗法的研发提供足够的新鲜血液。
中国药企的创新研发能力厚积薄发，处于快速上升期
2005-2015年，美国在全球肿瘤早期研发管线的占比相对保持稳定，但在2020年下降至45%。在过去五年中，欧洲的份额从40%下降到26%。总部位于日本的公司在早期研发管线中所占的份额下降，2020年降至7%，低于2015年的12%和2005年的13%。在成熟市场已经达到管线饱和的背景下，中国由大量EBP为主导的肿瘤药研发力量开始发力。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的产品占早期研发管线的18%，远远高于2015年的6%和2005年的2%。
相比于全球各大主要市场稳中有降的下一代生物疗法管线占比，中国药企异军突起，展现出强有力的创新研发能力。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的产品目前占下一代生物疗法早期产品管线的13%，远高于2015年的5%和2005年的2%。
以前沿肿瘤研发领域中最如火如荼的CAR-T为例，虽然中国CAR-T研发较欧美开始较晚，但其开展过CAR-T临床试验的试验点已经达到全球1297个试验点中的284个，仅次于美国。而CAR-T的产品数，和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数量早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CAR-T研发最密集的市场。
总的来说，在下一代疗法激烈竞争中，中国EBP厚积薄发，近年来展现出强大研发能力。人头攒动的赛道给药企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推动着研发者们更加注重创新的质量而非一味地模仿，产品最终还是将依靠临床获益来赢得监管和市场的青睐。
科研惠及患者
医药企业在肿瘤新药研发端如火如荼的同时，其科研成果能否达到患者端，能否通过用药实际改善癌症病患的生活质量,也是医疗服务提供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过去五年中，全球肿瘤药物的用量CAGR是6%。以限定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计算，2020年全球肿瘤药用量已经从2015年的69亿上升到了92亿。
从用药量的上涨可以得到两个基本信息:一是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得到诊断和治疗;二是疗法的有效性正在提高,所以整体治疗时间有所延长。值得注意的是，用药量上升率最快的是新兴医药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将数以百万的新兴市场居民带出贫困，当地的患者也逐渐走出了用药贵、得药难的困境。
全球肿瘤药物支出增长显著
2020年全球肿瘤药物支出增至1640亿美元，2015-2020年的CAGR为14.3%。74%的肿瘤药物支出仍然由发达市场占据，这一数字略低于2016年的76%。生物类似药在发达市场已经得到普遍应用，所以发达市场在肿瘤药物方面的支出已有所放缓。随着其他市场医疗服务的普及，肿瘤药物支出也有所提高，2020年其他国家的总支出达到430亿美元，肿瘤药物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在肿瘤药物的支出从2016年的6.4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3.6亿美元，过去5年CAGR高达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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