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 红五师一天内牺牲师参谋长（团长 营连干部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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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红一军团的军团部也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军团首长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和吃饭时，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指挥所的门口，端着刺刀的敌人正一步步地逼近，恰好被机警的警卫员及时发现了。聂荣臻政委果断地命令部分战士就地抗击敌人，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并及时通知红二师政治部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由于措施得力，行动敏捷，红一军团团部化险为夷，及时摆脱了敌人，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当这场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阻击战持续到正午时分时，红一军团得到了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越过桂黄公路的通知，红一军团终于完成了军委交给的任务。红一、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退，退入了大山区，吿别了这片千疮百孔、洒满鲜血的大地。
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可称之为中流砥柱。红军西征以来，它时而为左翼，时而为右翼，充当开路的先锋，它像“只铁拳一样，重任在手，担负着关系全军命运与前途的重要使命。
红三军团，总计有17805人。分为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三个师。湘江之战中，红五师激战得尤为艰苦，为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历史记载了这惊心动魄，惨绝人寰的一幕。
红五师渡过潇水后，当前进到文市附近时，收到了红三军团发来的电报。命令要求红五师的十四、十五两团立即行动，火速赶往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队的截击，保证整个野战军左翼的安全，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顺利渡过湘江。
没有丝毫的犹豫，在道路旁，在微弱的手电光下，在地图上，红五师找到了阻击地，部队当即改变行动方向，转向西南，向新圩地区飞速前进。
11月27日下午4时，火红的太阳还髙高地悬挂在天际，红五师的第十四、十五团打破了新圩地带的寂静，悄然而至，先敌到达了。
这里距新圩只有十二三里，距湘江约有七八十里，是到达湘江的必经之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在此通过，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了公路的道口。
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成熟的庄稼早已收割完毕，田野里到处是一片空旷的景但山上的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恰好成为部队隐蔽的理想场所。红五师充分利用地形地势，迅速布置好了阻击阵地，修筑了三道工事，红十五团为左翼，红十四团为右翼，把归属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安置在适当的位置。
刚刚布置好，敌人就赶到了。这部敌军是广西军队第七军的两个师。他们在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的亲自指挥下，由夏威带领，气势汹汹地扑过来了。白崇禧足智多谋,颇具指挥能力，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佼佼者。
桂军是有备而来的。当刘建绪得知我红一军团二师渡过湘江是白崇禧“闪开大路，让红军入湘”的结果后，一面率部队扑向红二师的脚山铺阵地，一面致电蒋介石，恶告广西军阀。
蒋介石接电后暴跳如雷，大骂不止，“娘希匹！该死的家伙！”“一群喂不饱的狼！”他用拳头砸着何键打来的密报，就像擂着白崇禧的额顶，心中升起不可遏止的怨恨，真想像5年前一样，对桂军地方势力派大张挞伐，杀他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他立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严厉斥责桂军的放弃职守，并提出了严格的“兜剿”红军的要求。
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桂系军阀派出了精锐的部队，扑向新圩一带。
桂军占领了红十五师阵地附近的一些小山头。他们志在夺取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东岸。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早已疲惫不堪的红五师对抗的就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颇具战斗力的桂军，况且是以两个团对抗两个师，以少战多，无疑，这又是一场恶战。
我军的前沿阵地正好处在敌人的炮程之内。敌人开始进攻了,排炮像雨点似地砸落在我军阵地上。顷刻间，我阵地上尘土飞扬，硝烟弥漫，残枝断叶到处飞舞。第一道工事毁于敌人的炮火。
猛烈的炮火过后，毫无隐蔽的敌人整营整连地向我前沿阵地逼来，犹如上山的羊群，一个紧挨一个，密密麻麻、铺天盖地。
由于红军的弹药基本上是自己造的，所以杀伤力小，数量也少,必须节省着用。这就给本已十分艰难的恶战，又增添了几分困难。
我军前沿阵地沉默着，战士们在等待，等待近距离的射击，以发挥自己的火力优势。
敌人逼近了，距离我阵地只有几十米了。突然敌群中升起一片片烟雾，手榴弹成排地扔向敌群，立刻爆炸了。同时，“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开了花。敌群中立刻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剩下的嗷嗷地大叫着退下山去。
红五师的战士立刻冲出掩体，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射击。桂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下去了。
在敌人猛烈炮火和机枪的扫射下，红五师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没有时间来清点死亡的人数，登记他们的姓名。望着满目的鲜血，激起的是更加坚定的复仇的火焰。
占据绝对优势兵力和装备的桂军败下阵后，又在组织更加凶猛的炮火和冲锋。
战斗在千篇一律而又绝不相同地异常激烈地进行着。谁也记不清到底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进攻，脑海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黄冕昌团长的指示：我们的背后就是湘江，我们这座小山是全团的前沿阵地，我们要坚决守住它，保证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
昏暗的天空渐渐地完全黑下来了，一天的惨烈激战停止了。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桂军就发起了进攻的响炮。更加激烈、更加惨痛的血战迎着东升的旭日，拉开了序幕。
敌人不仅兵力增加了，火力加强了，而且也改变了战术，采取了轮番进攻，以小部队迂回到红五师背后阵地。
无情的炮弹像冰雹似的倾砸在红五师的阵地上，肆无忌惮地摧毁着阵地上的一切。片刻间，我军的第二道工事就荡然无存了。
炮火过后，敌人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冲击……
从拂晓到中午12点，红五师打退了敌人10多次的进攻。
我军前沿阵地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那不是因为我们的战士不勇敢、不坚强，而是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了保存力量，拖住敌人，战士们撤到了山顶的最后一道工事。
红五师十四团刚退到工事中，气势嚣张的桂军就打上来了。黄冕昌团长亲自上阵指挥，一连长带领两个机枪班向敌人的侧后迂回过去。战士们一声不响地伏在工事里。不见一声枪响的敌人放开了胆子，加快了速度，一个劲地朝上爬。等他们爬到距离工事只有二三十米时，一排手榴弹飞进了敌群，随即所有的轻電机枪一齐怒吼起来。
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哒哒声，连同战士们的喊杀声、敌人的哭叫声混成一片，惊天动地，震耳欲聋。顷刻间，敌人像高山顶上的草堆遇到了大风暴一样，一个紧接着一个滚下了山。
就在这时，一连长带领的两个机枪班也迂回到了敌人的后面，雨点样的子弹射向了敌人。狂妄自大的桂军又一次败退下去了。
这一天，我军伤亡惨重，达到了极点。刚才还在喊话，还在射击，还在捡子弹的战士,弹指一挥间，就永远地长眠于此了。烧黑的土地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逐渐凝固，变成了黑褐色。
红十四团政委负伤了。
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了，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全团阵亡500多人。
因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而去十五团负责指挥作战的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一次反击中牺牲了。
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在被敌人子弹打到腿上负伤后，坚持在前沿指挥战斗，在组织部队打退敌人的冲锋，进行反击时，也壮烈牺牲了。
这一天的战斗，红五师牺牲了一个师参谋长和团长；一个团长、两个团政委负伤，营、连的指挥员也所剩无几；战士们的伤亡超过半数以上。
在这牺牲越来越惨重，恶战越来越艰辛的时刻，指战员们是多么希望中央、军委纵队走快一些，快点渡过湘江啊！他们走快一步，快一点过江，都能减少不可计数的伤亡和流血啊！
然而，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的消息却是： “中央军委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中央军委纵队已接近江边！”
“中央军委纵队已开始渡江！”
每一份电报都要求部队“继续坚持”。
广大指战员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后方机关太庞大了，行动太迟缓了。
恶战还在继续进行。第三天，情形更加险恶，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我军的阵地逐渐在缩小，但战上们坚定着胜利的信念，师参谋长胡震的命令时刻回响在耳边，“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无论如何也不能后退！”他们顽强地坚持，顽强地战斗，顽强地活着，顽强地相信冲击蒋介石围追堵截的时刻就在今天！
英勇的红军战士，终于没让拥有强大优势的桂军向前迈进一步，毁而不垮的新圩阵地，像扎了根一样，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战士们的手中。
撤退的号声吹响了，红三军团以少敌众，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后续梯队渡过了湘江。
1934年10月30日，姗姗来迟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前头队伍到达湘江东岸的渡河点，开始渡江。
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桂军的飞机也追到了这里。它们连续不断地轮番轰炸红军在界首架起的浮桥和行进中的部队。
天空中立即塞满了骇人的怪啸声，大地在重磅炸弹的撞击下不停地颤抖，爆炸声汇成连续的轰鸣。
毛主席，这位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领导中央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靠边站了，只徒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这个空头政府首脑的头衔。
当红军离开苏区后，连政府也是徒有虚名。行军之事，都由“最高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毛主席过问。
而毛主席却是“闲不住”的人，他“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忙着搞考察、作报告、提“建议”，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因而，引起李德、博古的不满。
毛主席是在于都接到红军要离开根据地西征的通知的。当时，他被博古以“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工作”为由遣出了瑞金，来到于都。直到红军出发前，他才接到西征随军的通知。临出发前，他出席了赣南省委召开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精辟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形势，提岀了当前的任务。毛主席的临别留言给与会者以极大的教育与鼓舞，人虽要走了，但他心系根据地的人民和革命斗争。
踏上西征转移之路的前夕，毛主席曾向“最高三人团”明确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加以消灭的建议。即以红军主力全部集中向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先攻酃县、茶陵、信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取永丰、攻蓝田或宝庆。在这一带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去。这是最后手段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项正确行动建议，可惜被博古和李德拒绝了。
毛主席又继续考虑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当红军开始集中转移，到达会昌地区后，他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封锁线，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经龙布西北，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的清广山，进入湖南，攻资兴、来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但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毛主席在无可奈何中，随着部队出发了。
一直久治未愈的恶性肺疾，耗去了他的精力，过了于都河后，他便开始坐担架。担架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既轻便又有弹性，它给毛主席带来舒适的感觉。随着担架的不断晃悠，他也一直不断地为红军的命运担忧！为这个被搬上征途的国家的前途担忧！读书之余，毛主席几乎天天都在考虑红军突围转移的行动路线问题。
在遇到粤军陈济棠的第一道封锁线时，是硬拼，还是争取粤军让道呢？毛主席吸取了漳州之战和福建事变的经验和教训，在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支持下，确立了对陈济棠采取“和”和“打”相配合的方针，争取顺利通过封锁线。
先前，毛主席在会昌时，正好与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住在一起，他除了详细询问敌情、战斗经过、指战员情绪和生活情况、群众生活情况及地方工作外，还引导何长丁研究陈济棠与蒋介石的关系。在深刻分析二人的矛盾后，毛对何说：“要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这一席话，使何长工深受启发，为他以后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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