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一马路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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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渭南城的街道不叫大街,叫马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几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平行铺开,直挺挺戳在城中。后来,政府给几条大街作了新命名,例如东风大街、胜利大街、乐天大街等,但是,土生土长的渭南人,多数还是习惯于“马路”的叫法。
渭南人喜好马路,更多地钟情于马路的“直”。一条一马路,东西数十里,贯通渭南城,直挺挺,坦荡荡,暗合渭南人骨子里“刚直”的秉性。
刚直是渭南文化的因子,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铸就了渭南的人文精神。耿直、直爽、直来直往,直截了当,是渭南人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方式。西北五省吼秦腔,各有各的吼法,唯有华阴老腔吼得独一无二。几个艺人一台戏,一人唱满台吼,略带沙哑的唱腔,古朴浑厚、慷慨激昂、苍凉悲壮。加上木板凳、半截砖、自制的琴弦等乐器助阵,以土得掉渣的演艺方式,阐释着渭南先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它包容着渭南地域文化人格的生命精神与艺术精神,凸显出独特而鲜明的地域文化气韵,因而极易同当地民众的生命精神发生共振。
刚直之于渭南乃是一种担当。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对民族命运的担当王鼎尸谏,是对江山社稷的担当司马迁忍辱负重,是对个体生命的敬畏白居易讽喻褒贬,是对黎民疾苦的关注。抗战初期,东府的合阳、白水、蒲城、临潼、大荔、朝邑的平民,以及关中的扶风、户县等地民众,自发组织队伍赴中条山浴血奋战,是对家乡故土和父老乡亲的坚守和捍卫。
刚直之于渭南又是一种舍弃。王鼎与杨虎城同为蒲城人。两个人所处时代相距数百年,一个于鸦片战争期间选择以“尸谏回天听”,悬梁自缢。一个为了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在蒲城民间,有一种叫“血故事”的社火,以“血”字出头,血的场面、血的装扮、血的活体表现,贯以民间传说、历史事件为内容的“血刃、血耻”的故事造型,用朴素的正义理念,颂扬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侠肝义胆,用血的故事来警示后人,昭示“德之美”、“品之高”。其人其事,其风土人情,无不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胆识和豪气,表现出地域文化人格的“血性”。
在外地人眼中,渭南人是“直肠子”、“一根筋”,直来直去,不善于变通,直话直说,不掖着藏着。王鼎是直来直去的典型。他年轻时赴北京参加礼部考试,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杰赏识他的才华,很想笼络他。王杰是韩城人,与王鼎同乡同宗,有意提携乃人之常情,但王鼎却坚辞不受。鸦片战争中,王鼎极力主战,力挺林则徐。当时道光皇帝已决意议和,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以“尸谏回天听”,自缢于圆明园,怀里还揣着“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书。
司马迁作为汉廷太史令,在李陵兵败投敌朝野震动的情形下,却向汉武帝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终于惹怒了汉武帝,招来祸端,身受腐刑之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渭南人的“直”与“硬”源自于渭南山水的浸染。渭南多山多水。山以华山为最。华山以险峻闻名。奇峰,怪石,云海,鸣泉,飞瀑,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长空栈道,鹞子翻身,令人心惊肉跳。站在山下翘首望去,群峰兀立挺拔,陡峭无比。登临极顶,俯瞰山谷,千丈绝壁,直立如削。因为山高地险,渭南人就有大山的气魄,因为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渭南人就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抗争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情怀。
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之为骨,川之为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渭南以华山为骨架,以黄河大峡谷为血脉,以河滨湿地为肌肤,山水的奇崛,铸就了渭南地域文化人格的奇崛。
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说:陕西渭南这四个字是光彩夺目的,这里人文荟萃,其人文精神确让人为之振奋,所以,渭南文化让我们以后的人们都会神驰不已。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以生死的体验,道出了渭南人的生命寓意。“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渭南地缘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写照。作为一个在渭南滚打了三十多年的“老渭南”,曾与朋友谈及渭南的城市名片,先以“马路”冠之,不妥。联想到渭南的山山水水,生生死死、是是非非,何不名之曰:奇崛山水,热血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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