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绝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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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从森林中直起腰行走，疾病就一直是人类的天敌。

1艾滋绝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但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一样，在如此大范围中，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凶猛地影响全世界的社会生活秩序；以至于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它第一次为一个疾病召开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曾郑重指出：目前我们正面对两个新的挑战：恐怖主义和艾滋病。

我们可以为发现艾滋病排出一张时间表：

1981年，美国在同性恋人群中发现卡氏肺囊虫肺炎及卡波济氏肉瘤；

1982年，美国为艾滋病下定义并开展监测；

1984年－1985年，美国应用检测艾滋病方法。事实证明，这一举动挽救了千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将糊里糊涂地成为艾滋病魔的爪下之臣；

1985年，法国研究者从非洲病人中分离出ＨＩＶ—2病毒，汉语名叫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它，就是艾滋病的祸首。

2002年，全球艾滋病感染者的总人数达到了4000万；仅至2001年底，已死去的艾滋病人已达2480万。

艾滋病的脚步快得令人惊讶。目前，时钟每转动24小时，全球就有15000例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时有8000人因艾滋病而死亡。

2欧美经验：同性恋预防艾滋病

在性传播HIV中，同性恋者间的传播一直是美洲和欧洲的主要传播方式。

针对此人群的特殊要求，可通过同伴支持网络促进避孕套的使用，结合教育咨询以及提供相应的服务，使他们尤其是青年人提高危险意识，并进一步改变高危行为。在同性恋者中通过改变行为项目降低HIV的发病率，北美已有成功的报道。针对男性同性恋人群，澳大利亚各级艾滋病协会都开展了改变行为的预防教育活动，其策略包括同伴教育、流动宣传和电话咨询。

据估计，在1985-1989年间，预防教育活动预防了313至3850个男性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在1989-1994年间，预防教育活动则预防了23-146个男性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病毒。

3防艾滋病不能回避同性恋

一头花白头发，面色有些憔悴。这是张北川教授第二次来到武汉，时值2月16日。

作为艾滋病防治专家、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去年11月，张教授来汉，启动武汉的男男性接触者调查。该调查是科技部十五攻关项目，涉及了包括武汉在内的9个城市。此次来汉是与课题的参与者同性恋志愿组织馨缘工作组商量合作事宜。张教授拿出两张名片让记者挑选，一张有“医生”的称谓，而另一张印满了各种头衔。他笑着解释：“我更喜欢第一种名片，因为我自己最实质的身份就是医生，一个为同性恋群体服务的医生，我所做的工作说到底只是个医生。”不过，有时，别人可能需要了解我的一些职务什么的，于是，我只好印了这第二种名片。”

不是我第一个研究同性恋，张北川说，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1989年开始研究同性恋人群，是我国最早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是获得“贝利-马丁奖”的国内第一人，该奖是奖励中国艾滋病防治界杰出人士的国际知名奖项。许多人都说张北川是中国最早从事同性恋研究的著名学者，而张教授不这样看。“我并不是最早的研究者和干预者。在我之前，早有‘先驱’，比如陈秉中教授，他早在我之前走近了这一特殊群体，并为这一研究付出了比我多得多的牺牲。”1991年，陈秉中开展了有关同性恋的调查工作。然而，1993年，他的工作被迫停止，本人也被迫从中国健康教育所所长岗位上退下。1994年，张北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同性爱》，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相比陈秉中，张北川说：“我还是幸运的。当年出这本书时，是有关部门特批的。”万封来信诉说同性恋隐痛“（《同性爱》出版后）我当时以为自己把国际上先进的理论引入中国，我的工作也就完成了，然而，书出版后读者的反响却令我始料不及。那几年我所收到的信不下上千封，至今已收到上万封信。一开始，我几乎每封信必回，后来实在受不了，只有挑一部分回复。”在这上万封信中，张教授读到了许许多多同性恋者的隐痛：有自惭形秽，惊恐迷茫的；有姑娘示爱，不知如何拒绝的；迫于父母压力结婚的……“我始终记得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买了我的书后，却没地方看，只能每晚跑到路灯下读，读完后，便把书烧了。其实，烧我书的又何止他一个呢！”而一些未成年人的来信就更让他感到难过。“最小的孩子只有14岁，他不能和家人说，也不能和朋友说，只能向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倾诉，这样的压力可想而知！”说这些的时候，张教授的眼睛湿湿的。“许多人想到研究同性恋是因为学者的好奇心和搞艾滋病研究，而我则是因为看到这些不公平，转而研究的。”1997年，异性恋者张北川和一批不同性取向的学者创立了“朋友”项目组。1998年，项目组开始出版一本名为《朋友》的内部双月刊。“通过这些刊物，让人们科学地了解自己，不再恐慌和害怕，并获得彼此的交流。”同性恋者八成以上会结婚张教授说，在我国，与普通人群相比，男同性恋群体中的艾滋病感染率要高出20倍。与国外同性恋者不同，中国同性恋群体的一大特点是80%以上的人迫于世俗压力结了婚或者将要结婚。张北川所说的这一比例，在武汉馨缘工作组的调查中再次得到印证。去年，馨缘工作组对4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显示，28岁以上的同性恋者有八成已婚。但他们一直过着“双重生活”---既有婚姻生活，也有同性恋生活。据张北川对11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表明，77%的同性恋者经历过严重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遂行动，66%孤独压抑，50%严重影响工作。“当一位同性恋者感染上艾滋病时，他将要面临的是双重歧视，在这双重歧视下难以生活！”张教授说，“不止一次，那些被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向我求助：该怎样告诉家人？我只有对他们说，就说是找过小姐吧。”

春天来了，更要努力耕耘尽管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误解和歧视仍然存在，但张北川却乐观地说“春天来了”。张北川所说的春天是“非典”后，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公共卫生问题。同性恋群体以及由此而面临的艾滋病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坚持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的工作越来越好做了。去年，央视的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播出后，理解同性恋人群的人多了，工作更好开展了。”说到这里，一直神情凝重的张教授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现在许多地方卫生部门的官员们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不过，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多地方领导层官员的理解和支持。”张说，“在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下，要防止艾滋病，中国不可能回避同性恋问题。”目前，九城市男男性接触者调查课题便是要进一步了解同性恋群体状况，以便通过干预控制这一人群中的艾滋病蔓延。这次调查，张北川几乎全部选择了与民间组织合作。比如在武汉，与他合作的便是馨缘工作组。张教授解释说，“我们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同伴教育工作，同性恋志愿者更容易接近同性恋群体，做起工作来更容易。不过，虽然主要是依托民间组织做这个课题，但基本上每个城市的卫生疾控部门也都参与其中。”“春天来了，但春天不是收获的季节，而是要努力耕耘的季节。”

4同性恋≠艾滋病

同性恋与艾滋病有何联系？

8月31日，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长谷渊对记者说，男同性恋人群的特殊性行为方式，使他们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男性同性恋者约占人群的2%至5%，2005年在沈阳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同性恋者占被感染人数的20%。

谷渊说，是一位母亲的求助，更激发了疾控中心帮助这个特殊人群预防艾滋病的责任感。

心痛母亲，求助医生

“我儿子是同性恋，我该怎么办啊，能不能有人来帮帮他啊?”在经过无数次的犹豫与困惑之后，一位母亲向疾控中心的医生敞开了心扉。

“我儿子正在一所外地大学读书。大一那年寒假，他整天不着家。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同学去了。起初我没太当回事儿，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他所谓的同学其实只有一个，还是个男的，而且根本不是他的同学。我感觉他们的交往不太正常，超出了一般男孩之间的交往。”

巨大的不安促使母亲翻开了儿子的日记，真相如五雷轰顶!日记里面，儿子记下了他对那名男子的爱恋。当天晚上，儿子回到家，她当面追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子说了实话。

原来，儿子读高二时去一个浴池洗澡时认识了那个男人。最开始儿子也很害怕，但后来觉得很想和那个男人相处，见不到时，就特别想他。两人交往已经有三年了。说完这些，儿子看到泪流满面不知所措的母亲，痛心地发誓：“妈妈，我一定改，我保证再也不和那个人交往了。”

但事情并不像这位母亲想象的那么简单。儿子返校后，每个月的手机话费竟高达400多元钱。面对母亲的质问，他终于承认还是打给那个男人的。这时，母亲从杂志上看到同性恋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非常害怕儿子会染上艾滋病，因此来求助于医生。

5同性恋等于艾滋病吗

由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特殊性和隐蔽性，依靠同性恋者互相转告、滚雪球似的同伴教育成为针对这一人群防艾滋病的主要干预方式。

昨天，22岁的在校大学生小夏（化名）主动打电话到本报要求接受采访，讲述作为“同性爱”志愿者的心路历程。

“三重身份”的尴尬

小夏主动打开了话匣子。“直到高三暑假，我才开始正式进入‘同志’圈子。”

“我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步是和网友见面。和很多异性恋一样，我们约在了泉城广场。”小夏告诉记者，慢慢地，有朋友带他去专门的酒吧，他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

在学校是喜好热闹的好学生，在家中是懂事听话的好孩子，在他的“同志”眼中又是重感情有责任感的“知心爱人”。他说：“除了疾控中心的专家、志愿者和记者外，现在知道我身份的人也就是两三个同学。”世俗的压力使他小心翼翼地面对周围不知情的人。

“我们是社会大家庭的一部分”

“除了性取向之外，我们和其他人并没有不同，我们最希望的是得到社会的承认。”小夏这样告诉记者。

在一次艾滋病干预活动上，一名大夫对小夏说：“我最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写同性恋的小说，我觉得他们的感情也挺真挚的，和异性恋没有什么两样。”这番话让小夏颇为感动。来自主流人群的关注使“小夏”们试着和周围的人沟通，并试着承认自己的身份。

在亮明身份的前提下进行公益活动，也是他们争取社会承认、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近期我们会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为了打消很多人的顾虑，参加这一活动的‘同性爱’人群将会事先接受严格的监测。”小夏说。

“‘同性爱’不等于艾滋病”

男同性恋常常被人等同于艾滋病。一位艾滋病防治专家告诉记者，男同性恋成为目前排名第二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原因有三：一是同性恋本身不被社会承认，具有隐蔽性大、多性伴的特点;二是由于不存在怀孕可能，使用安全套者少;三是性器官在接触时更容易破裂，增加感染可能。“艾滋病和‘男同’没有必然关系，只要进行必要的防护，完全能够避免。”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由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特殊性和隐蔽性，依靠同性恋者互相转告、滚雪球似的同伴教育成为针对这一人群防艾的主要干预方式。由小夏牵头组织的“济南同心爱工作组”就是其中一个“同性爱”防艾民间组织。今年3月，“济南同心爱工作组”正式成立，现在已有19名成员，他们大多是30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或在职人士。部分酒吧等场所是他们平时的聚点，也是他们实施干预的主要地点。“目前干预的主要方式是发放宣传资料、调查问卷和安全套。”小夏告诉记者。

寻求合作是小夏主动向媒体靠近的重要原因。作为边缘人群，他们渴望能有定点治疗性病的医疗机构，省去挂号和就诊时遭遇的尴尬，他们渴望能有专家，为其提供心理、情感、法律咨询与支持;作为民间组织，他们渴望能有政府部门帮着联系一些国家项目，争取一些资金支持;作为这一特殊人群中的志愿者，他们渴望有更多的“同志”或“直人”（普通人）加入到自觉宣传防艾的队伍中;作为刚刚筹建的工作组，目前的网络宣传只能通过博客进行，他们渴望能有网络公司给他们捐助一个网站……“‘同性爱’不等于艾滋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平和地生活在一起。”小夏说。

◆采访手记

从“同性恋”到“同性爱”

自我称呼代表着一种自我认同。“对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同性恋这个名词并不受欢迎，我们更喜欢被称为‘同性爱’，我们认为这也是爱情;同样，我们不喜欢被叫做男同性恋，更愿意被叫做‘同志’。”

也许，作为“主流群体”，我们要做的是承认并接受同性恋这一现象的存在，同时尽可能减少其危害性。否则，舆论压力将使越来越多的“男同”不得不选择结婚生子这条道路，从而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伤害，客观上也增加了艾滋病向普通大众扩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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