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位的宣传教育才能在农民工艾滋预防中发挥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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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学院健康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唐松源指出，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只有合理地组织动员社会资源，才能有效地防治艾滋病这一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疾病。

1到位的宣传教育才能在农民工艾滋预防中发挥有效作用

通过基线调查和终线调查的结果比较表明，经过一年多的干预，通过“保龙安康行动”项目与保山市政府的合力，无论是保龙高速公路筑路工地还是腾密公路筑路工地，艾滋病防治工作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

保龙高速公路筑路工地各人群对艾滋病3大传播途径知晓率和艾滋病关键知识的正确认识率有所提高；各人群自报告的危险性行为发生率比以前有所降低，包工头、司机、技术工人临时性性行为的发生比例大幅度下降，包工头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比率由基线调查的22.7％减少到终线调查的4．5％，技术工人最近一年与“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率由6．7％上升至65％。

腾密公路筑路工地各人群自从知道有HIV免费自愿检测后，想检测的人比例增高，一年后寻求HIV自愿检测的人数比例都较前一年有所升高，以包工头的升高比例最大，从70％上升到90.9％。

2农民工的艾滋宣传为何这么难？

其实从困难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全国的情况参差不齐，所谓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我们相对早一点的关注这个，北京市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北京市政府已经把整个传染病的防控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用我个人的话说叫“免歧视政策”，外来的人员在京务工，没有说因为你是外来的不管你，包括你的家庭成员，有一部分是举家来的，或者做小买卖，外来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他的计划免疫，所有疫苗社会福利的措施一视同仁，跟北京的孩子是一样的。外来的农民工，我们考虑到一些呼吸道传染病，年轻的农民工，像麻疹、流脑，市政府每年都要给他们接种疫苗，目的就是防止这些特别容易传播的疾病在年轻力壮的人群中间传播开来，影响到北京的经济建设。

劳动者的健康，他们处于健康的状态才能够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能不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同地方可能存在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工程量越小的劳动者做完一件事很快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做事的频率比较高，把他们组织起来传播这些知识，告诉他们怎么去防止这些危险或者规避这些风险，这个机会掌握起来就相对困难，自然而然他们获得这种正规的健康知识的机会可能相对于那些组织比较好的就会少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困难。另外一个不排除我们刚才在前面谈到的，我不关注这些问题，所以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可能就忙别的了或者走开了没有参加到这个活动里来，实际上这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

我举一例子，我们北京市的建委和卫生部门有合作，连我们的社区、街道，居委会，都把管辖范围里的建筑工地都有一个了解，大概多少人做什么工程，跟工地的主管部门及其上级就是建委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在防病知识宣传，包括其他方面相关的事情建立沟通机制，尽可能让这些从事建设的工人提高防范意识，他们虽然是外来人员，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作外来人员看待，从防病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他在北京工作就是北京市民的一员，所以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自然而然组织起来传播知识，他们就更容易接受，他只要认真琢磨这件事情，规避风险的能力就可能会提高，相比那些经常有频繁流动的工人来讲，我觉得就会好得多。

3艾滋思考：普通的宣传方式用在农民工身上为何没用？

为了让更多的“重点人群”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基本常识，昨天上午，红丝带志愿者协会西安分会的部分志愿者来到一些劳务市场进行了相关的宣传。

宣传资料被扔进垃圾桶

西安红丝带志愿者协会在劳务市场开展了防治艾滋病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农民工做了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咨询，发放宣传资料，还免费给农民工发放了安全套。

在活动现场，个别农民工显得羞羞答答，当一位农民工坐在咨询台前的时候，他赶紧用衣服蒙着头向工作人员咨询有关问题，生怕别人看清他的面容；有的农民工对这种公益宣传活动显得漠不关心，现场刚刚发放的宣传资料随意扔在了板凳上，还有大量的宣传资料被他们扔进了垃圾桶，根本没有仔细地阅读。

该协会的何会长介绍说，他们调查发现，在西安的部分城中村，有很多性工作者，而这部分人因为价格低，所以经常会有农民工上门，“在这些城中村里面，有的人干脆就在房间内摆上两条长凳，任何防护措施都没有，而且在门外还有很多人排队等待。一旦某个人是（艾滋病）携带者，那么这样的高危行为会导致很多潜在的人都感染艾滋病。”

4艾滋病宣传干预针对农民工展开

大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服务基层和惠及群众为出发点，于6月中旬启动“农民工艾滋病宣传干预活动”。

我市流动人口的增多，给城市建设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为艾滋病的传播埋下隐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流动农民工知识水平偏低的特点，及时开展了2009年“农民工艾滋病宣传干预活动”。通过艾滋病宣传和干预措施，提高广大农民工艾滋病的知晓率，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记者昨日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连日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赶往建筑工地，利用农民工吃饭和午休的空隙时间，开展了宣传干预活动。首先对现场的农民工做了问卷调查，然后进行集中培训，并发放了宣传资料和安全套。农民工们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一活动大都主动配合，还希望以后多开展类似的活动。

5艾滋肆虐，农民工需要更多保护

湖北崇阳7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72名是农民的新闻，引起坊间议论纷纷，这些感染者中，有59例是打工期间感染的；只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长江日报》11月1日）。尽管没有农民工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整体数据，但农民工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应是不争事实。此番卫生部长的表态，应该是官方首次就农民工可能成为艾滋病高发重点人群的回应，其坦诚、负责任的态度令人欣慰。

艾滋病当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艾滋病在农民工这一缺乏基本防护意识与措施的群体中传播。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调查显示，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月收入依然不足千元。这些农民工只能集体住在简易工棚，处于生育和性活跃期的他们如何自处，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同性性行为之外，不正当性关系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大渊薮。

论者每每喜欢强调农民工人群的防护意识缺乏，事实上，个体对健康、卫生、安全的需求与这个群体的经济水平往往正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城市的城乡接合部会有那么多发廊、按摩店、小宾馆。现在的农民工已不比30年前20年前那一代，未必完全不了解防艾常识。之所以飞蛾扑火，不过是因为生理煎熬与侥幸心理。

11月2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日前在上海表示，卫生部已考虑明年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强工作力度。陈竺还透露，性传播已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卫生部长没有透露具体将如何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力度，我想，首要的还是摸清感染人数、传播途径、感染谱系等。进行细致周密的调查时，还要给予被调查者足够的尊重，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加以道德评判。以往过度强调道德价值，结果只能是让人数庞大的农民工隐匿病情、回避调查——那些患病农民工更在乎感染后被乡亲们知道。

其次，政府、社会都应对农民工群体多一些关怀，应将其视为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的公民。这方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依然举步维艰。如北京市卫生部门此前宣布，北京人将全部免费接种甲流疫苗，这个“北京人”一开始并不包括非京籍人员，后来在舆论追问下，才又宣布，卫生部门也考虑接种人群的扩大。

相应的，城市政府是不是应考虑建设一些更“廉租”的住房，使常年分居的夫妻有个短暂的容身之所？城市各相关部门是不是也考虑繁荣一下农民工的夜生活？相关部门是不是考虑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带着记者采访，给农民工分发一些安全用品？对于城乡接合部那些发廊、宾馆、按摩店之类可能提供性服务的场所，不要总是想起来就查一次，关闭一阵，过一段时间就让它们继续开张？

当然，农民工何以自处其实取决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听任两三亿之多的农民工一直这样漂泊下去，笼罩在农民工头顶的艾滋病魅影将很难彻底散去，交叉感染还可能使情况更加严重。因此，最根本的应对之策，在于畅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加快这个转化的速度，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过上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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