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具有攻击性怎么办给宝宝一个适当发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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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如今非常受青睐，是的，孩子的早期教育要从小抓起，这不可忽视。接下来小编向各父母分享些早教小知识，详解儿童具有攻击性怎么办？给宝宝一个适当发泄口。

儿童具有攻击性怎么办呢？尤其是幼儿期的宝宝更加容易出现攻击性的特点，这是为什么呢？家长想要帮孩子改掉攻击性应该怎么做呢？别着急，今天，小编就来为你出出主意吧。

宝宝具有攻击性的特点

非指向性的发脾气行为在学前期逐渐减少， 四岁后已不常见。而攻击性行为在学前期呈上升趋势，四岁达到顶峰；

三岁以后幼儿对同伴攻击自己之后的报复性反攻击反应明显增加；

激发攻击行为的因素在不同年龄各有不同，2-3岁幼儿往往在家长和成人发泄暴力后出现攻击性行为；年龄更大的儿童多在与同伴冲突后发生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的方式也随年龄而变化。2-3岁孩子常采用踢打对手的方式，争端的起因多为争夺玩具和其他物品，他们的攻击性常表现为工具性攻击。年龄稍大些的托儿所儿童或小学低年级儿童的身体性攻击越来越少，转而采用戏弄、奚落、说坏话或叫绰号等方式。年长儿童仍然会为争夺某样东西而发生攻击性行为，但攻击性的增长比例大多表现为故意攻击，主要目的是伤害别人。

从表面上看，儿童的攻击性随年龄增长逐渐减少，但敌意性攻击随年龄增长却越来越多。原因是年长儿童（尤其是小学生）的角色承担能力使他们能推断别人的意图，一旦确信别人是要伤害他们时，便予以报复。

在对攻击性意图的认识上，3-5岁儿童已能认识到有意图的伤害比偶然的无意侵害更坏，但与年长儿童相比，他们不能有效地判明行动者的敌意意图。在一项研究中，让幼儿园、二年级和四年级儿童判别一个孩子推倒同伴搭的积木塔的意图是偶然的还是敌意性的破坏，或是亲善行为（如为了打扫房间）。

攻击性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特性。研究表表明，3岁时爱打架的幼儿，5岁时仍然爱打架。6-10岁时的身体和言语攻击的数量能很好地预示10-14岁时的打架、嘲笑、戏弄别人、与同伴争斗的倾向性。而且这种攻击性的稳定性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适用。心理学家对600多名受试者进行了长达22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8岁时的攻击性记录能有效地预测成年期（30岁）的攻击性（如犯罪行为，夫妻不和，自我报告的身体性攻击）。另一项研究发现不论男孩还是女孩，10岁时爱发脾气、攻击性强的，长大成人后大多与同事关系紧张。

虽然男性和女性的攻击性都具有稳定性，但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攻击性。世界各国一百多个研究的结果表明：男性不仅在身体性攻击方面，而且在言语性攻击方面也高于女性。

那么，宝宝具有攻击性，家长要怎么办呢？

儿童具有攻击性怎么办

切忌以暴制暴。许多妈妈认为：既然我的宝宝打了人，就要让他也尝尝挨打的滋味，便会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这样做往往会适得其反，让宝宝觉得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强大可以随意欺负弱小。

冷处理让宝宝远离暴力。宝宝打人后，许多妈妈为了息事宁人而大声训斥宝宝，其实妈妈们的大呼小叫反而让宝宝觉得很有意思，从而强化了他们的攻击行为。

切忌过分唠叨。凡事不必唠叨，只要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说三遍便会有效。比如关于桐宝打人这件事，桐妈会在事情发生后、当晚临睡前、次日送他上学的路上分别强调三遍，但说话时的态度一定要认真。

教会宝宝准确表达。妈妈们要鼓励宝宝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如果宝宝说不清楚，妈妈可以帮助他，告诉他应该怎样说，从而提高他的表达能力。

给宝宝一个发泄不良情绪的出口。当宝宝情绪焦躁或低落时，妈妈们一定不要坐视不理，要帮宝宝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方法发泄情绪。

宝宝具有攻击性怎么办？就来试试以上方法吧。

让-皮埃尔·温特（Jean-Pierre Winter），曾研习哲学和法律，随后转向心理治疗，在巴黎弗洛伊德学院师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83年，他发起成立“弗洛伊德运动”组织，现担任该组织会长。著有《肉体的漂泊》（Payot，2001）和《文明的惊愕》（Pauvert，2002）。

■ 《心理月刊》：在您的诊疗室里，危机有什么表现？

Jean-Pierre Winter：我可以明确地说，这次危机的影响比以前都要来得快：有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经济困难。

■ 那您现在的来访者肯定比以前少……

没有！只不过他们的问题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感到了威胁，觉得近期内可能失业、工资降低；或者担心长远的将来，担心孩子的未来不如自己。以前，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形。我发现，危机让人们动了起来，他们想要更主动地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每个人都感到了自己肩负的重量，也感到了自己能力的不足，产生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很容易让人觉得什么都不可能。

■ 对此，您如何解释？

近几年来，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领域，大多数人都感到很多事情是徒有其表。这次危机更让大家意识到，那些管理社会的人，也就是所谓有权力的人和有知识的人，或者拥有两种权力的人（比如部长、企业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们只是装出有知识、有权力的样子。

■ 您想说危机引发出信任危机？

是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阿兰·孟克（Alain Minc）之类经济学家的种种宣言。在过去15年里，他们一直在向我们解释，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的社会机制只能如此运作。而现在，我们突然发现，他们的说法跟占星学家的预言没什么两样！除了一点不同，经济学家总是以“科学性”自居。把他们的宣讲和今天的现实一对照，就会证明他们那不容置疑、高高在上的语气简直就是在演戏。

■ 信任危机对每个人会有什么影响？

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有知识的人”真的有知识，这让人们觉得自己失去了武装。因为，越是相信引领社会的人徒有其表，人们的不安全感就越大。这种信任危机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人们开始诋毁教师阶层。年轻人在直觉上会觉得，教师传递的知识就如同恋爱游戏，是为了引诱对方而作出的美丽欺骗。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天的学校里充斥着不断增加的暴力和对教师的不尊重等行为。

■ 所以我们的问题变成坐标缺失……

是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夺走了我们的一个基本坐标——关于国家的坐标。近三四十年来，占据领导地位的说法都建立在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论之上，这个理论认为国家是万恶之源。他认为，应该让市场和竞争起主导作用，人们可以对此保持信心。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理论的经济后果。在心理层面上，国家这个坐标的消失，会引起象征功能的消失。

■ 就是说？

国家不是物质性的，所以不能“指定”。国家是你，是我，是我们所有的人，以及许多其他元素。所以，国家是一个象征，代表集体意愿。因此，国家会给出限制，界定国民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如果取消了国家，那就只剩下市场法则，只剩下强者法则和竞争。我们就进入一个妄想型系统，此处的妄想是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在这个系统里，发号施令的是只顾自己的享乐主义。

■ 那后果会怎样？会是超级个人主义？

是的。因为国家起着连接个体的作用。国家消失，国民之间就失去了联系。享乐主义就是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落自娱自乐。个人享乐主义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将死亡冲动、破坏冲动付诸行动。当然，个人不愿意看到自身的死亡，他会以攻击的形式，将这个愿望转向他人。

■ 带有攻击性的个人享乐主义和当前的危机有何联系？

它就是危机的中心！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是追求享乐，追求积累的力量，它驱使人们不断追求更多的东西。这种追求的结果是，享乐与现实和物质相脱离，变成自给自足的了。在经济领域，这一点很明显。金融领域与生产的实际情况脱离，不再反映实际的工作量。然而，与工作失去直接联系，这意味着与欲望脱离关系。我们在行动、生产和工作，但不再有目标和欲望。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能看到享乐和欲望之间出现了断裂。我们每个人都陷入吝啬鬼逻辑：永远要积聚更多的钱财，并且不断地消费。这就是一种带攻击性的行为：消费，首先就是吞噬。可最后，我们对什么都没了欲望。因为欲望是什么呢，欲望不是可消耗的，它的产生离不开缺失，欲望需要不断更新。

■ 既然现有体系出现了这些限制，我们难道不该中止个人主义和暴力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平等，达到赫吉斯·杜勃雷（Régis Debray）所说的博爱。

看看现实吧。你在哪里看到了博爱的群众运动？我只看到一个个反抗的小群体。在企业里，雇员们团结一致，但这种团结并不超出他们的工作领域。

■ 毕竟，我们感到大多数人支持反抗者，帮助他们，同情他们……

是的。几乎所有人都支持他们，不过主要是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如果我相信我在诊所听到的，那么正好相反，危机起到了“减轻”的作用。

■ 减轻了什么？

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死亡冲动，但我们每个人都在尽力抑制这种冲动。突然，危机一来，我们找到了表达自身攻击冲动的合法性。比如，有一位病人，提到因为危机丧失了财富的老板们。他这么跟我说：“他们活该！”还有一位，一说到美国的经济衰退，就开始大呼小叫：“他们就该这样!”即使我们有时有强烈的感觉，想要满足攻击冲动，但我们通常不会表现出来……除非在心理学家的诊所里，或者在危机时刻。

■ 那么，我们离和平，离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还远着呢……

是啊。赫吉斯·杜勃雷所谓的博爱，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生本能（Eros），它一直在与死本能（Thanatos）做斗争。如果你读过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你就会知道生本能或者死本能都没有取胜。因为生本能一直与死本能混杂在一起：生本能让我们追求博爱以及与人的联结，但它一直与死本能混淆在一起，以至于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永远都不清楚，我们到底是被生本能支配还是被死本能支配。

我可以讲一个在父亲的服装厂生活的小男孩的故事。睡午觉前，父亲把西服外套套在了一个没有胳膊的塑料模特上。趁着父亲睡午觉的时候，男孩把外套的袖子剪掉了。父亲醒来后，火冒三丈。很多年后，男孩成人了，做心理分析时，他告诉我：他本来是想讨好父亲，他以为父亲看到西服跟模特的身材很搭配会很高兴。所以，在父亲看来富有攻击性的、应该得到惩罚的行为，实际上是男孩的爱的表达，当然这个表达有些糟糕。所以，追求博爱当然好，大家都应该希望生本能取胜。但这种美好的愿望什么都不能保证。作为精神分析师，我听到更多的是致命的、有害的享乐，而不是善良的感情冲动。

■ 在中文和日文里，“危机”这个词也有“机遇”的意思。难道不会物极必反，从坏的情形下滋生出好的、有益的结果吗？

经济学家常常认为负面因素具有创造力。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曾说过：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但对于世界进程的这种解读，是一种可怕的犬儒主义，也是一种暴力。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打着重新建构的旗号去进行解构。这就让死本能占据了发号施令的位置。没有任何必要这样去看待世界。说到这里，我的脑子里出现了痛苦的天才的形象：这种人认为如果不从自己的痛苦中汲取灵感，他就成不了天才。为什么必须要否定自己或者其他人，才能成为天才呢？相反的例子也有很多：弗洛伊德就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吹嘘过从自己的痛苦中获得过什么灵感，但终其一生他都是个天才。

■ 同意。但既然我们身处危机之中，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汲取教训，试着改变心态，不是吗？

当然，就像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说，解决之道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听起来很好，但很难实施，除非满足了一个先决条件：死亡冲动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只不过不要让死亡冲动占据统治地位。只专注于充满善意和慷慨的生命冲动，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个体层面来说，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有一个病人，他在极其严格的天主教教育下长大，后来却成了罪犯。为什么？因为他的教育对他的要求，跟他强行压抑的冲动希望他做的事情，相距太远。

■ 那照您看来，什么样的体制会是一个好体制？

一个会考虑到死亡冲动的客观存在，并对其进行限制，而不是禁止的体制。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对于限制和禁止的混淆。所以，我们陷入了可怕的矛盾。比如，我们一面禁止在高速路上时速超过130公里，一面销售时速超过280公里的汽车。这点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国家的象征功能类似：国家的作用是限定享乐，是在博爱和个人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

■ 您觉得这次的金融危机跟精神分析的危机有关吗？

自从精神分析问世的那一天，就存在着精神分析的危机。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了避开精神分析最具破坏性的方面，极端自由化的体系催生出它所需要的治疗门类。我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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