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药功效的“记述遗漏”
目前，中药专著所记载的各药功效，不仅存在遗漏，而且这种现象较为普遍。 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古代本草已经认识，目前不仅不存在争议，而且实用价值不可忽视，但是功效项内缺如。
例如：麻黄，除个别教材或专著外，均谓其：“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尿退肿。”而在其“应用”项下，均认为本品能主治“咳喘”，其中既有与平喘功效对应的喘证，同时也包括了咳嗽证。那么，麻黄究竟有没有“止咳”功效呢？其结论当然是肯定的。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明确记载其“止咳逆上气”，已认识到该药既可平喘，又能止咳；《和剂局方》三拗汤，原书用以治疗“感冒风邪……咳嗽痰多”；目前的国家中成药品种中，以麻黄为君药的千金止咳丸，因长于治疗“外感风寒咳嗽”，所以才以止咳丸为名；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麻黄水提取物有镇咳作用。”因为一直遗漏了麻黄的这一重要功效，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七年制规划教材《临床中药学》，首次将“止咳”增补到该药的功效项下。
人参一药，对于其主治一般脏腑气虚证的功效，因囿于四字为文的用语习惯，多言其“补脾益肺”，给人的感觉是只能补肺气和补脾气。其实人参还能补心气，补肾气。《神农本草经》在记载其功用时，一开始就称其“主补五脏”，由于文字过于简略，《药性论》进一步加以明确，改称“主五脏气不足”。《和剂局方》以人参为主的定志丸，主治心气不足之心神失宁诸症；《百一选方》以人参配伍当归，主治“心气虚损，怔忡而自汗者”；《张氏医通》之人参酸枣汤，人参与酸枣仁、麦门冬等同用，无疑也是用以补养心气的。此类方剂甚多，不能一一列出。人参用于肾气虚的古今方剂，也是较为常见的。但解释方剂的人因于思维惯性，往往从补脾气立论，过分强调是通过补后天而养先天。现代临床由于乱用人参导致儿童性早熟的不良反应时有报道，其可入肾补气才引起关注。大约在十年前，“补脾肺心肾气”的说法，开始出现在《中药学》人参的功效内容当中，当时有人讥讽“功效术语怎么会有六个字，岂不令人觉得别扭！”由此可见认识功效记述不完整的重要性。
其二、将功效混列于“应用”项内的主治之中，造成学习的不方便。
半夏燥湿化痰，善治湿痰咳嗽，此人们所共知。其能主治湿痰咳嗽，因其药性温燥，可针对湿邪以求本，而且又能直接止咳，以针对症状而治标，不能完全理解为“以其治痰，而咳嗽自消”。从《神农本草经》“主咳逆”，《名医别录》“主咳嗽上气”，《医学启源》“治寒痰及形寒饮冷伤肺而咳”的记载，可知其止咳功效一直是被医家认可的；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半夏及其炮制品，对碘液注入猫胸腔或电刺激喉上神经所致的咳嗽有明显镇咳作用，其最主要的药效是止咳，且其镇咳作用优于浙贝母。但至今所有《中药学》教材的“功效”项下，无不称半夏“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均未列出“止咳”这一功效，而经常将其表述于应用的字里行间。曾经出现过选择半夏有无止咳功效的考试题，绝大多数考生都不能作出正确判断。
其三、本草著作早有记载，方剂对于该特殊功效的应用也可资证明，现代药理研究又能提供支持，而目前小有争议。对此应进行讨论，以求得统一认识后，予以补充。
如桔梗的功效，目前似乎不存在任何争议，众口一词地称其：“宣肺，祛痰，利咽，排脓。”如果认真查阅古代文献，则很容易发现这一表述是不完整的。早在《神农本草经》便已载其“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以上主治，和现有功效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有人就怀疑《神农本草经》内容的可靠性。然而只要通过含有桔梗的历代名方综合分析，就可消除这种不必要的怀疑。试看血府逐瘀汤，其主治之胸中血瘀证便有“胸胁痛如刀刺”；参苓白术散主治之脾虚夹湿证，往往可有“脘腹满闷、肠鸣腹泻”等症；主治阴血不足，心失所养的天王补心丹，其适用的心神不宁证，以心悸怔忡、虚烦不眠等为主症，此正是《神农本草经》所谓的“惊恐悸气”。
通过以上名方的分析，我们自然会思考桔梗是否具有活血或宁心安神等功效呢？在文献中《庄子释文》认为桔梗治心腹血瘀瘕痹，即谓心血瘀；唐代《药性论》除痰涎、咳逆等外，还载其能“治下痢，破血，去积气，消积聚……除心腹冷痛”；《百一方》单用本品治疗血瘀证：“若被打击，瘀血在肠内久不消，时发动者，取桔梗末，熟米下刀圭。”《子华子本草》又称其：“止霍乱转筋，心腹胀痛。”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通过采用小鼠尾部机械压迫法造模，证明桔梗有明显的解热、抗炎、镇痛和抗溃疡作用，桔梗粗皂苷与阿司匹林和氨基比林相当；同时桔梗能降低冠脉阻力，增加血流量，并有显著的中枢神经系统镇静作用。由此基本可以确定，桔梗应该具有一定的活血止痛和宁心安神功效。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分析以上方剂时，人们一直习惯于只从现已公认桔梗的性能功效立论。认为本品在血府逐瘀汤中，是“开宣肺气，引药上行”；在参苓白术散中，是“如舟楫载药上行，引脾气上升”；在天王补心丹中，是“引药上行入心为使药”。其实只要稍微用心思考，如此解释方义，其牵强附会显而易见，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天王补心丹由酸枣仁、柏子仁、麦门冬、茯苓等14味药组成，除去桔梗的13味药，均为归肝经的药，为什么本来主要就归肝经的药，要用归肺经的药去引导呢？这样声东击西不但没有必要，恐怕还有偏离主攻方向之虞！而参苓白术散则由人参、莲子肉、薏苡仁、白术、茯苓等十味药组成，除桔梗的其他9味药，也是主要就归脾胃的药，为何又要用归肺经的桔梗将其往上引呢？这样南辕北辙，能够协同增效吗？至于血府逐瘀汤，乃主治心肝的瘀血证，方中的活血化瘀药，肯定主要善入此二经，虽然以“引药上行”解释桔梗在方中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仔细推敲，其不尽人意之处同样显而易见。
首先，方义分析时，各药在该方的意义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功效。从宋代开始，在分析方义的初起阶段，由于当时对中药的具体功效认识不够明确，不得已而利用药物的性能进行方解。随着功效认识的不断深入，《方剂学》论方时也越来越细致入微，早已采用抓住功效立论的方式。“引药上行”之说，毕竟只是性能层面的解释，有待深入探讨其相关的功效。
其次，更重要的也是本归心肝经的药，为什么还要用归肺经的药去引导。血府逐瘀汤除胸中瘀血证外，对于瘀血所致的头痛、腹痛等，也有较好的疗效，这时减去“引药上行”的桔梗，取效是否更好呢？恐怕并不尽然。另外，《百一选方》怎么能单用浮在上焦的“舟楫”去治疗在下焦的“肠内瘀血”呢？如果分别改用活血止痛和宁心安神去解释血府逐瘀汤和天王补心丹，是不是更加清楚明白，又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呢？如果根据这一思路进而研究桔梗对于胃肠运动和吸收等方面的作用，岂不是对拓展桔梗和参苓白术散的认识均有好处吗？
需要说明的是，如上强调桔梗的活血止痛和宁心安神功效，并不是主张要将其全部罗列到《中药学》该药的功效项下，而仅是以此为例，表明认识功效记述不完整性的重要性。桔梗虽然应该有这些功效，但因其作用并不明显，在功效项下将其淡化，也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突出重点，方便初学。
类似的药物实际还有很多，如当归之止咳平喘，虽然列于《神农本草经》之首要位置，同样因其较之该药补血、活血等功效并不重要，可以不必列出，但苏子降气汤中选用当归，应该主要是基于此意；又如木香，《本草纲目》谓其能“升降诸气”，《本草汇言》谓能“降肺气”，治痰喘之古方（参苏饮、黑锡丹等）常常选用，现代药理和临床均确认此二者有平喘和祛痰作用。对此似应适当增补，这对全面了解上述药物的功用及解释有关方剂，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中药的“毒”与“能”是相对的。其任何一种作用，对于需要的人体来说，成为有益的功效；而对于不需要的人体来说，则成为不良反应。因此，在中药文献中，表述于“功效”项下和“使用注意（尤其是证候禁忌）”的内容，经常是相对的。例如川芎，其在“使用注意”项下一般均有“本品温燥，阴虚火旺，多汗，热盛及……当慎用”等文字。对于这些证候的患者，川芎无疑应是“禁忌”之物，一旦误用，必然助热伤阴；假如用于寒湿内盛的患者，则其温燥之性便成为有益的作用。所以，这时“燥湿”就是一种功效了。李时珍对此具有独到的见解，《本草纲目》记载了治疗“湿泻”，加入川芎与麴，“其应如响”，这是证明川芎具有燥湿功效最好的实例。又如，牛蒡子、蒲公英，当用量较大或用于脾胃虚寒患者时，会引起“滑肠”的不良后果；但对于有热而大便秘结者，就会成为“泻热通便”或“润肠通便”的功效。重视中药“毒”与“能”的相对性，对于全面理解各药的功效，至关重要。 中药“毒”与“能”的相对性，是《黄帝内经》提出来的辨证用药原则，其对临床用药的指导价值自不待言。
中医辨证有虚实之异，正如《素问通评虚实论》所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针对这一论述，《素问三部九候论》提出了“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相应治法。后人将其称为“虚实补泻”，且最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素问藏气法时论》同时又提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以及“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为了与“虚实补泻”相区别，后人则将此称为“五脏苦欲补泻”。
众所周知，凡能引起人体生理功能失调，或在病理情况下，加剧偏胜偏衰、助长邪气的药物，在当时均是有害的；而能维护或重建平衡、消除邪气的药物，无疑是有利的。为示人以这一用药准绳，《素问》因此提出了肝苦急而欲散等五脏苦欲补泻理论。金元诸家承其旨意，各有发挥。如张元素《医学启源》有“脏气法时补泻法”，王好古《汤液本草》有“五脏苦欲补泻药味”等论述；张子和《儒门事亲》强调“攻其邪气，而元气自复也”；而李东垣、朱丹溪又提出黄柏、苦参补阴之说。所有这些，曾引起后人聚讼纷纷，莫衷一是。如张景岳、黄元御就对黄柏补阴提出异议，认为“用以补阴，诚大谬矣。”唯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既能深入阐发《素问》经旨，全面推陈金元新论，又能透析张、黄诸家的批评，认为二者本无轩轾，只因苦欲补泻之理未尽，各执一端，立论前提分歧所致，一语直中肯綮。
如李时珍在黄柏、知母条下说：“黄柏能制膀胱、命门阴中之火……邪火煎熬，则阴血渐涸，故阴虚火动之病须之”。此其“补阴之说”的由来。“然必少壮气盛能食者，用之相宜。”；又于苦参条下说：“苦参、黄柏之苦寒，皆能补肾，盖取其苦燥湿、寒除热也……唯肾水弱而相火盛者，用之相宜。”他还说：“龙胆其益肝胆之气，正以其能泻肝胆之邪热也”；牡丹之补“心气不足”、“生血”实为“治血中伏火”（引自《本草纲目》）。以上数例，均是画龙点睛之笔，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五脏苦欲补泻的深刻理解，足补诸家认识之未逮。
李时珍还将《素问》以来有关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汇集和补充，于序例“六腑五脏用药气味补泻”、“五脏五味补泻”和“十剂补剂”中，将五脏所欲之补与去弱之补相提并论，增补“生姜之辛补肝，黄柏之苦补肾……芎之补肝气，当归之补肝血之类，皆补剂。不特人参、羊肉之补也。”其所列“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中不仅重视去弱补虚之品，其还列有补肝药苦参、没药、芎、菊花、细辛、密蒙花、生姜；补心药细辛、乌梅、生姜、陈皮、泽泻、远志、石菖蒲、乳香；补脾药葛根、藿香、缩砂仁、木香、干姜、木瓜、乌梅；补肺药升麻、贝母、天花粉、乌梅、粟壳，补肾药知母、砂仁、苦参、黄柏等等。
缪仲淳于《神农本草经疏》中也对此高度评价，称“五脏苦欲补泻，乃用药第一要义。”李时珍的工作，无疑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缪氏又说：“苦欲者，犹言好恶也。违其性，故苦；遂其性，故欲。欲者是本脏之神所好也，即补也；苦者，是本脏之神所恶也，故泻也。”即是说，一切为脏腑当时状态所需的药物，皆是有益的，故可称为补，如肝气郁结而欲疏散之时，辛散的川芎是必须的，因此说“用辛补之”；相反，则是有损于机体的“泻”。故凡药不为脏腑所需，“用之失宜，参术亦能为害”，正如《本草纲目》在论述甘草时说：“（其）可谓药中之良相也，然中满呕吐湿客之病，不喜其甘。”反之，即使大黄、芒硝，“用之得宜，也有殊功。”李时珍曾用“蜡匮巴豆丸”治“脾胃久伤，冷积所致之”之六十余岁老妇的顽固溏泻，得心应手，效若反掌，皆是这一理论的绝妙运用。又如刘河间称其所创六一散“此药大养脾、肾之气，益精气，壮筋骨”。后人对如此评价滑石、甘草，大为困惑。李时珍论述此方时指出：“热散则三焦宁而表里和，湿去则阑门通而阴阳利。”一语道破刘氏未尽之言，又与实际相符。
金元之后，不少医药学家开始重视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对《素问》的原文进行阐释和发挥。张元素、王好古增补具体药物；张景岳《类经》极力阐释机理，如在解释肝之苦欲时说：“肝为将军之官，其志怒，其气急，急则自伤，反为所苦，故宜食甘以缓之，则急者可平，柔能制刚也……木不宜郁，故欲以辛散之，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泻，肝喜散而恶收，故辛为补，酸为泻。”缪希雍《本草经疏》则从总体上强调其重要性。李时珍弘扬了合理的部分，回避了知母、黄柏以辛润肾之类牵强难懂的药例，奠定了认识和研究五脏苦欲补泻的基础。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是以举例的方式告诫人们，任何药物，包括那些名贵的滋补药，若不是脏腑当时所需要，就会引起脏腑所“苦”，必然会干扰和破坏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或加剧病情，或引起不良反应，那肯定是有害的。相反，只要能遂其所“欲”，为脏腑当时所需要，不论是偏性较强，作用较猛，甚至是有毒之品，只要合理使用，都是利大于弊的，称之为“补”也是顺理成章的。可见明了此理，不仅是正确把握中医补法的关键，也是辨证对待中药功效的正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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