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药用功能拉近了僧侣与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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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药用功能拉近了僧侣与茶的关系，这种世俗饮品也逐渐走进了佛门。前文已论述过佛教于汉代传入我国，在汉人看来更多的是一种“神仙方术”。直至东汉末年，作为佛教通行修行方式的禅逐步传入我国，小乘禅数学广泛流行起来，以“凝心入定、坐禅数息”为主要方法。但此时饮茶并不多见，并无相关文献记载。

佛门茶事盛于中唐，最早的记录是东晋教煌人单道开“饮茶苏”的典故，相传他不畏严寒，可昼夜不眠。据此，就有众多学者就以此史料作为佛僧饮茶破睡的例证，就认为此时饮茶是为了坐禅参悟之需，很显然这是缺乏史料依据的。史书在记载单道开等僧侣饮茶时并未提到坐禅一事，更何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市场上就已经有了卖茶水的商人、人们也已经学会了制作“饼茶”并熟悉了烹煮茶饮的方法，世俗茶事远远兴盛于僧侣饮茶。如果说坐禅之需已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被僧侣所掌握的话，那么为何在重“义理”的南方茶饮之风远盛于重“坐禅”的北方呢？僧人出于坐禅之需而开始饮茶究竟缘起何时？

禅宗早期的修行方法以坐禅为主，“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顿悟佛法的主要途径。相传禅宗初祖达摩禅师面壁九年才得以悟道，后来达摩传道给禅宗二祖慧可，三粗僧璨强调“隐思空山，萧然静坐，不出文记”，零四祖道信强调“既绍祖位，摄心无寐，肋不至席者，仅六十年”，五祖弘忍则强调“栖神山谷，远避嚣尘”，在静坐静虑的过程中要求修行者做到腰背挺直、不偏不倚，这就难免会产生产生疲劳困倦之意。如何消除这样的困境呢？茶因其能提神、能破睡又符合寺规“过午不食”使其成为最佳饮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一步流传发展，关于寺院僧侣饮茶的记录也逐渐多了起来。《释道该说续名僧》载：“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至上京，年七十九”，说明僧人饮茶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宋录》载：“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县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说明南朝贵族爱喝茶、能喝茶、常喝茶，茶在南朝也已经是僧侣招待贵宾的饮品；北魏《洛阳伽蓝记》中有记载魏元帝召见梁武帝之子萧正德时，先问他“茶量”如何，可见在当时的朝代，寺院饮茶已经十分的普遍，但此时的茶饮就其对佛教禅定的作用而言，并无创新。

随着唐代佛门茶事的更为兴盛，坐禅饮茶已成为寺庙僧侣的必修课，真正将“禅”与“饮茶”在形式上进一步融合应该是在唐代。据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录》中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降魔师隶属于禅宗北派神秀的弟子，奉神秀遗教去灵岩寺教弟子学习禅法，他提倡“渐修”的坐禅方法，通过延长睡眠时间、过午不食使众僧渐悟佛法，日夜坐禅修行，茶饮便成为了刚入佛门的年轻僧倡的一味灵丹妙药，茶饮便成为了其重要的辅助手段。

就这样，茶与禅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茶以其药用功能披僧侣所接受、所信服，最初成为了寺庙中的一种饮品：又因其能辅助禅修、能祛睡除倦成为了僧侣坐禅的最佳拍档。

总之，饮茶之风至此不仅仅为僧侣所接受，在文人士大夫中也蔚然成风，以“吃茶去”为源头，用一颗平常心去吃茶喝茶，为“禅茶一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就曾提书曰：“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偶，不如吃茶去”。茶本是世俗之物，它普普通通，平常自然，同时，禅修也体现了“世间无佛法，佛法即世间”的世俗精神。茶正好与此相应，自此，“禅茶一味”的结合便可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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