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说鲈鱼堪脍 尽西风（季鹰归未 张翰：功名庙堂深 潇洒遁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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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气。

这风气与时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紧密勾连的。

张季鹰即张翰,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自江东大族,为人放旷不羁,纵情使性。张翰也特别能喝酒,时人比之为步兵校尉阮籍,称“江东步兵”。既有此大名,有人便问了:“你这样放旷,也许现在舒服,但就不想想死后的名声吗?”张翰答:“即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现在一杯酒!”

当然,张翰说的并不仅仅是一杯酒的问题,而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价值观。

讲求身后名,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为拥有身后名,儒家要求人生在世,立言、立功、立德,即“三不朽”。孔子以其为基础,建立了儒家的价值体系。魏晋时,这样的价值观是被名士所推翻的。死后的虚名和眼前真实的生活,哪个更重要?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是为身后名而压抑自己,还是活出真我,追求生命本身的自足和每个片段的愉悦?魏晋名士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个人的价值和选择的自由。只为即时的愉悦,就不求身后名?这样的发问貌似很有火力,其实呢,经不起推敲。因为人生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的,从这个角度

说,即时就是永恒。后来,到唐朝,李白在《行路难》中这样写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张翰之语是对生命的一种彻悟。

魏晋时,有张翰想法的,当然有很多人。比如,毕卓。“毕茂世手持蟹整,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今人好吃螃蟹,以其为美食。魏晋时,也是一样的。毕茂世即毕卓,新蔡鲷阳(今安徽临泉鲷城)人,生活在西、东晋之交,是“江左八达”之一,为重臣温峤所赏,请为平南长史。

毕卓为人放旷,尤好酒,为吏部郎时,因喝酒误事而被罢官;又曾于夜间盗酒以醉。毕卓是那个年代的典型,意思是,像他这样一个既未建立功业，也未有文章流传于世的人,依旧能够在正史上有传。《毕卓传》中的记载是:“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毕卓的人生态度在一些人看来真是要命。但是,这只是活法之一种,跟消极与否没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毕卓是爱喝酒,爱吃螃蟹,爱得深沉,连牙齿都温柔了。有何不可?

在苍茫的江河上,独驾小舟一只,看秋风芦花落,正是螃蟹肥美口螃蟹一口酒,让生命之船一点点淡出历史的画卷。所以,无论是毕卓还是张翰,都以自己的言行为剑,直取了儒家的价值观。

继续说张翰的故事。

西晋中期,江东名士贺循北赴洛阳接受任命,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

张翰本不与之相识,闻琴声清远,便上得船来,与贺共语,一见如故,问贺:“你要去哪里?”

贺答:“人洛赴命,正路过这儿。”

张翰还没聊够,便说:“我也要去洛阳办点事,正好同路。”

于是跟家里招呼也没打,便与贺循同船去了洛阳。张翰纵情使性如此。

有一天,秋风乍起,张翰跟身边的北方同事说:“这个季节,江南尽是美食,你们可吃过我们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

左右皆摇头,问什么味道。

此前,他们听陆机也提到过莼羹。当时,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后者以羊酪款待陆机,并说:“你们南方有什么好吃的能与其匹敌?”

陆机说:“自有千里莼羹!”

现在,张翰大笑:“其味不可轻言!”

张翰突然伤感异常,自言自语地说:“人生在世,贵在适意,安能为当官而跑到数千里之外?!

便作《思吴江歌》一曲:“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安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他是思念起了家乡吗？反正后人是把“莼鲈之思”视为怀乡的代名词了。

他是淡却功名了吗?后苏轼有诗云:“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只为莼鲈也称贤!”

无论如何,在一阵窃窃私语中,张翰走了。

当天晚上,他就叫人准备车辆起程返回江南:“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在世,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 时人皆谓见机。”

接着,顾荣也走了。这时八王之乱渐入高潮,永嘉之乱正在到来,中原处于崩乱的前夜。

张翰走后,所说的那句话在北方同事中传了很久,连齐王司马同也啧啧称赞。张翰跑了没多久,长沙王司马父便举兵灭了齐王司马冏,齐王部下多死难,张翰逃过一劫。时人遂称其机警

何止是机警,更是洒落,连逃跑都逃跑得很有名士风度。

当然,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他那句话:人生贵在适意!人生多受缚,生存外,多为名利。为其搏命,不得自由;功成名就,更不得自由。

张翰想通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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