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专访（下）：我不是导演专业出身 但电影最适合我

TIPS：本文共有 1757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4 分钟。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你们没有，我有”

拍了两年，他无意间看到一篇侯孝贤的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请教，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候导回答，“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这句话打动了他，让他萌生了做电影的想法。

那年陆庆屹看了800多部电影，摸索出对电影模模糊糊的轮廓。在这个期间他也不断在思考，自己在世界里是什么样的存在，“从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我确信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不可复制，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给自己。”

导演陆庆屹旧照。受访者供图。

2016年春节，陆庆屹和同学在KTV聚会。他觉得有些闷，坐在门口沙发上抽烟。两个上完厕所回来的同学看到，问他怎么闷闷不乐。陆庆屹说，“我在想未来。”两个同学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

“你们没有，我有。”陆庆屹说。

做电影这件事，开始变得特别严肃。

他拍得越来越多。记得有一次母亲晾腌菜，陆庆屹照常举着相机拍摄。母亲问他：“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干什么？”“我说在拍一个纪录片。”陆庆屹说。

“什么是纪录片？”母亲只当他在胡闹，笑着上楼晾菜，不再管他。

无意识的拍摄已经逐渐变成有意识的表达。

在前两个春天里，陆庆屹常出现在画面里。拍着拍着，他有时会忘记自己在拍摄，遇到家里有事就会赶紧去帮忙。一些大量的没有看到的内容，就是他参与进去而忽略了拍摄。

到这个纪录片拍摄的后半程，陆庆屹开始有抽离的视角。当他离得远一点，他发现自己能更细致地观察父母，也得到比平常更多的感动，“我的爸妈肯定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

在第二个春天的时候，发生了陆庆屹没有预料的变化，他的姐姐生病突然离开。“拍摄时，我在姐姐的棺材抬出去之前晕倒了，晕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醒来后我妈妈说，‘你洗个脸吧，要么你拿着花圈，要么你继续拍’。”

姐姐骤然离世，陆庆屹特别悲伤。因为这个部分，电影里多了无可奈何的基调。但在悲和喜的平衡上，陆庆屹做了些删减，“我比较喜欢那种流淌的感觉，因为人生实际上没有那么剧烈。”

“电影最适合我”

陆庆屹的人生也像水那样流淌。他从小性格抽离，总是自娱自乐。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看着别的小朋友在院子里玩，心里有些羡慕，但又并不想参与。

“好像我这一生的角色，总是跟人群隔着一点距离，我只是个人群的观察者。我很少跟人交流，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和父母话也不多，但在一起就觉得安心。在家的有些夜晚，他会搬张凳子坐在天井里看星星，那些时候他曾想，就算他的命运被局限在这不到一亩地的空间里，守着一片几十平米的天空，看日月每天以同样的轨迹拨弄光阴，又有什么关系。

1999年是他的转折点。那时候他觉得做什么都是一辈子，无所谓了，于是跑到贵州罗甸县的一个矿山工作。

年后有一天，洞里雷管炸了，大家在门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有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

黑暗寂静的环境里，他的感官变得敏锐，隐约觉得眼角有异样，举着蜡烛找过去，发现石壁上炸开的一个口子里，长着一窝水晶。看到水晶在岩壁闪闪发光，陆庆屹感到震动，“它们埋藏在山体里，美丽无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蹉跎？”过了一个月，陆庆屹离开了矿山。

他后来做过职业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图书杂志社的编辑以及平面摄影师。因为剪辑电影，待业在家许久，原本计划将《四个春天》放映两场，结束了就去找工作。现在他开始认真考虑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

《四个春天》剧照。乐观开朗的父母。

在最热爱摄影的时候，他几乎每时每刻拿着相机记录，“我喜欢这个世界，相信每个经过的地方都可能存在值得我凝视的内容，我喜欢这样平静地与世界相处，喜欢每次砰然心动产生的愉悦。”

后来他感觉自己变得麻木和懈怠，不知道自己真的只能止步于爱好者，还是一开始就没有试图达到某种高度的勇气。2015年的时候，他在《渐行渐远的摄像》里写道，“我开始为一时的懒惰感到遗憾，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等来那盏灯光。”

“我不是导演专业出身，但我这一生都在寻找表达途径。我做过很多尝试，后来发现电影最适合我。”一束高亮的灯光，如今已经照在他头上。

如果觉得《《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专访（下）：我不是导演专业出身 但电影最适合我》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