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所理解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治疗（目标是心境平和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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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正如亚里斯提卜所言，将自然且必要的东西，与我们完全不需要但被误导而竭力追求的东西严格区分开，这有助于约束欲望与激情。哪个冷静的人需要无节制的性生活？谁必须得吃肉？谁一定得富有？根据伊壁鸠鲁的观点，人们不是通过增加自己的财产，而是通过减少自己的欲望让自己实质上变得富足。“无限的财富是一种巨大的贫穷。”——希望德意志银行的入口上方能写上这句话。
伊壁鸠鲁所理解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治疗，目标是心境平和的精神状态，这与德谟克利特没什么不同。为了切实而持久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必须将导师的许多言教默记于心，这些格言在今天所有的箴言集中都不会缺席。在名言警句的启发下，人们可以尝试去尽情享受每一天并在生活小事中感受快乐。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从日常琐事中体验快乐的人，能从魔法石上敲出使生活幸福而有价值的神秘火花。
在伊壁鸠鲁看来，哲学思考和讨论也是快乐的。它有助于获得一种人们能够直接运用于切身生活的洞见。在伊壁鸠鲁的园林中，人们执行一项任务，或者说面对一项要求：“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很多读者会认出这是里尔克的十四行诗《古老的阿波罗石像残躯》的最后一句。在伊壁鸠鲁这里，改变命运不仅仅意味着变得更有道德、更正义（就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意味着彻彻底底地在饮食、性习惯以及财产观念等方面改变本有的习性。
柏拉图认为富于哲学洞察力的人是社会的启蒙者和先觉者。伊壁鸠鲁则正相反，他认为明智之人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柏拉图不同，他的哲学首先并不涉及社会，而是关涉自身，即字面意义上的以自我为中心。伊壁鸠鲁创立了史上一种全新的哲学理念：哲学是实践性的生活助力！毕达哥拉斯将哲学家视为某种印度教意义上的精神导师，赫拉克利特则将哲学家视为一位孤独的智者。
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家成为追问者与探求者；柏拉图则认为哲学家是社会改良家，而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哲学家是万事通。伊壁鸠鲁园林的言教是生活哲学的开端。因为在哲学史上，之前只有毕达哥拉斯及其七十一条“金句”讨论了这种生活实践规则。然而，这些还很可能并不源自毕达哥拉斯这位宗师本人，而是多年之后才被汇编而成。其确切年代非常难说，且尚有争议。
伊壁鸠鲁确立了生活的实践原理与具体的行为准则，由此全新定义了哲学的任务。人们只需想象一下，假如一位阿卡德米的新成员向柏拉图询问成功人生的实用性建议，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并不是经典问题，因为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是不存在的。）柏拉图或许会建议这个年轻的学生，至少花十年时间去学习算数、几何学、辩证法、修辞学等等。在柏拉图看来，通往更高知识的道路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攀峰之旅。
对于新人的问题，即为了征服南迦帕尔巴特峰他必须先做到什么，有经验的登山者也会如此回答。年长的专业人士会坚信，人们应该首先登上成百上千座小山峰。同样在今天，一名学生在第一学期向大学哲学教授们询问生活意义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这样回答：首先静心学习，广泛阅读，精勤思考，再广泛阅读，如此等等。与此相反，伊壁鸠鲁的哲学承诺了一种删繁就简，这种哲学甚至仇视教育。它不看重大量的知识（尤其是数学知识！），而只专注少数重要的洞见。
人们无须长期执着地研究理论。重要的是，要学会在明智且有耐心的实操中践行已经知晓的重要洞见。于是伊壁鸠鲁在给米诺修斯的书信中写道：“明智……比哲学更有价值；所有其他的德性都出自明智。明智告诉我们，如果不进行明智、良善且正义的生活实践，就不存在快乐的生活；如果没有快乐的生活，也就无法进行明智、良善且正义的生活实践。”如果谁仅仅生活在理论中，而没有从理论出发开展生活实践，那么在伊壁鸠鲁看来，他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生活艺术家伊壁鸠鲁与“学院派”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十分有趣，因为它是贯穿整个哲学史的一条线索。直至今日，“学院派”一方与“建言派”或是哲学“治疗派”一方仍然互相鄙夷。所以，大学里的学院哲学家经常会批评那些在商业上相当成功的生活咨询师缺乏哲学训练。反过来，咨询师则总是嘲笑学院哲学多么脱离生活实践和智慧。伊壁鸠鲁认为有智慧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学会了如何自我调整和自我管理，没有错误的欲望与无谓的恐惧，他从容地观照世界并享受生活的小快乐。
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与伊壁鸠鲁的前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就显得过于离群索居了。伊壁鸠鲁留传下来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处谈及城邦。生活在1世纪的普鲁塔克传承了伊壁鸠鲁的生活理念：“隐秘无闻地生活！”一位真正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并不热衷于获得公职或是重要的公共或政治角色。哲学家最多管理一个园林，而不是一个国家。所有的生活关系在伊壁鸠鲁眼中都是私人的。亚历山大大帝对城邦的瓦解就从哲学上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连友谊都是政治的，相反，伊壁鸠鲁则认为它是非政治的私人事务。在他看来，交游广阔、胜友如云是件美事。伊壁鸠鲁的思想具有高度的现代性，他认为所有人之间应该订立关于如何最好地彼此理解和相处的“契约”。这个前瞻性的理念在之后的西塞罗那里，而后又于17世纪再度出现并盛行一时。然而，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似乎是为一种有限的园林集体、一种“自由国家”所打造的，他的这种社会契约理念如何作为一种伦理学适用于所有人，就非常让人琢磨不透了。因为契约的前提是人们遵守和维护契约。
即使是或多或少能够自我节制的人也需要他人的干涉以达到利益平衡。而这些如果没有政治与政治家的存在，是不可能实现的。伊壁鸠鲁执掌园林长达35年，病故于公元前271/270年，死因可能是长期折磨他的肾结石或膀胱结石。从他写给伊多梅纽斯的辞别信中可以看出，相较于病痛，他更在乎与友人谈笑风生。伊壁鸠鲁死后，人们遵照遗嘱在他自己指定的几个纪念日里举行祭拜仪式。祭拜伊壁鸠鲁的园林团体存续了好几代，长达五百多年，直至公元2世纪。
伊壁鸠鲁的追随者之中没有出现举足轻重的哲学家，载入史册的只有这个团体的学说。在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尤其是2世纪的马可·奥勒留的支持下，园林得以维持最后一段时间。尽管奥勒留实际上属于他们在哲学上的竞争对手，但他还是支持了园林。作为哲学家，他属于伊壁鸠鲁学派最重要的对手——斯多亚派。当伊壁鸠鲁与他的追随者享受着园林的私人幸福时，另一些哲人则相聚在斯多亚柱廊，即雅典市场上满墙绘有波希战争壁画的圆柱大厅。
他们的学说即使在哲学之外也对西方世界产生了长达数世纪的无可匹敌的影响：斯多亚学派。“人性”与“世界公民”的理念是他们最大的贡献。世界对于锡诺普的第欧根尼而言是头上的穹顶，对怀疑论者来说是一部带着七道封印的书，在伊壁鸠鲁那里是高朋满座的园林，而斯多亚派哲人则将自己理解为政治人。记载如果可信的话，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最早来源于亚里斯提卜，他认为人的本质是道德能力。
伊壁鸠鲁学派也关心“人性”，他们既不根据种族，也不根据社会地位或性别区分人类。在他们看来，所有人都生而平等。然而，真正将公元前2世纪的所谓人性学说发扬光大的流派当属斯多亚派。世界公民主义的理念也是一样。一开始在亚里斯提卜和第欧根尼那里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概念。然而花花公子和隐士的世界公民观，看起来更像一种私人态度，而不是适于所有人的义务性伦理学说。只有斯多亚派才把一种真正以世界公民为目标的世界公民主义置于其伦理学的核心。
结语
这一理念可能源自一种失落的经历。雅典城邦共同体的解体使高傲的雅典公民成了政治上的丧家之犬。但是另一方面，雅典人由此学会了突破城邦高墙的局限，用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世界。既然古希腊文明在波斯和埃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那么希腊人有什么理由不成为这一主流文明的世界公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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