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医学对中华养生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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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医学是我国奉献给世界医学的宝贵文化遗产。道医从延年益寿，仙化不死的目的出发，对养生学格外重视，可以说，养生学是道教文化体系中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孕育着现代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医学、气功学的萌生，代表着东方智慧，也堪称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道教医学从延年益寿，仙化不死的目的出发，对养生学格外重视，构成了道医的一大特色，或者可以说，道教对中国养生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就一再强调：“要当重生，生为第一。”因为：“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人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而且医家治病是为其次，养生长寿方为上上：“故夫上士忿然恶死乐生，往学仙，勤能得寿耳，此上士是上第一有志者也。中士有志，疾其先人夭死，忿然往求道学寿，勤而竟其天年耳，是其第一坚志士也。其次疾病多而不得常平平，忿然往学，可以止之者，勤能得复其故，已小困于病，病学，想能禁止之，已大病矣。其次大病剧，乃求索道术，可以自救者已死矣。”这里的“道术”当为养生术。等到病入膏肓，再求养生，为时已晚。唯有平日注重养生，体健身强，方能延年祛病。如何养生，道教除宣扬吐纳导引，房中辟谷等方术外，还强调“适劳逸”、“慎饮食”、“顺四时”、“和七情”、“静思虑”、“重修德”等一系列养生原则。

被道教奉为经典之一的《黄帝内经》对上述养生要点阐述得透辟而精当。饮食方面，它要求“食饮有节”，反对“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其真”。起居方面，则要“起居有常”，合于四时节令的变化而有一定的规律：春三月养生，当夜卧早起，“逆之则伤肝”；夏三月养长，当夜卧早起，“逆之则伤心”；秋三月养收，当早卧早起，“逆之则伤肺”；冬三月养藏，当早卧晚起，“逆之则伤肾”。同时还要“适劳逸”，因为“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以上皆为养形之论。养神主要是“和七情”、“静思虑”、“重修德”。《黄帝内经》一再告诫人们要“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并且做到“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甚至“无恚嗔之心”，因为怒伤肝、忧伤肺，喜伤心，思伤脾，恐伤肾。只有不羡虚荣，不慕高下，心平气静，方谓得道。当然，养生的最高境界还应为“淳德全道”，因为“德全不危”。

中国养生学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也就始于此。的确，有淫邪害人之心的人，不能“虚怀若谷”，而竭其心虑聚敛财富，妒贤害能，终难达到虚静、守一、坐忘的境界。总之，只有“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顺应四时而动，方能长命百寿。《黄帝内经》确可称作一部杰出的养生理论着作，它以“天人一体”、“和于阴阳，法于术数”的观点，从人形、神两方面论及诸多养生原则，较为系统全面也有一定的科学性。为内丹道派的养生术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养生着作汗牛充栋，大都循此原则，有所补充生发，更为详尽具体而已。

除《黄帝内经》外，对内丹养生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书还有不少。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融大易、黄老、炉火为一体，被称为“万古丹经王”；西晋魏华存的《黄庭经》合医学、气功于一炉，是内丹学的重要经典，被奉为“学仙之至律，修道之金科”；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以《老子》、《阴符经》和《参同契》为基础，借用阴阳五行与八卦原理，阐述丹道，为南宋以后道教内丹修炼的“祖书”；以及道教徒对这些内丹宝典的注疏等等。这些着作重在论述守气导引房中之术。而偏重于日常起居、饮食养生之道的论家则还应推陶弘景、孙思邈等医家。

被后世道教徒称之为“玄中之董孤，道家之尼父”的陶弘景，收集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的有关健身养气的资料，“略取要法，删弃繁芜，类聚篇题”，编成《养性延命录》一书。该书将古代“寿考之规”、“长龄之术”的养生方法与老庄以来淡泊自然、虚静抱一的人生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式了系统的养性延命的理论。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有“教诫”、“食诫”、“杂诫忌禳害析善”三篇；下卷包括“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三篇。他继承葛洪的“籍众术之共成长生”的观点，主张全面养生。他辑录晋人张湛《养生集叙》的话说，“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本文重点谈他论及生活起居，饮食卫生方面的养生之道。

陶弘景一贯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天道自然、人道自己”。一个人能否长生，全靠自己是否善养生。而养生，重在“啬神”，即“游心虚静”、“息虑无为”。他引用列子话说：“长而安贫，老而寡欲”。“静神灭想，生之道也。”虽不免矫枉过正之嫌，但确实，殚思竭虑之人难以长寿。他举例说：“田夫寿，膏梁夭，嗜欲少多之验也；处士少疾，游子多患，事务繁简之殊也。”所以他提倡“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由此推断长寿之人当有好德之心：“目不欲视不正之色，耳不欲听丑秽之言，鼻不欲向羶腥之气，口不欲尝毒刺之味，心不欲谋欺诈之事。”从而把养生与道德修养连在一起，修德即修性也即养生。

其次，陶弘景认为人应有适度的劳作。他说：“夫流水不腐，户枢不朽者，以其劳动数故也。”“饱食不用做舆，卧欲得行步，务作以散之，不足使人的积聚不消之症。”长期不劳动也不运动，就易患病。但劳动不可过度超量，他指出：“为力所不任举重，行强掘地苦作，倦而不息，以致筋骨疲竭”，就会对身体有害。所以他辩证地总结道：“体欲常劳，食欲常少”，“欲少劳但莫至疲乃强所不能堪胜耳。”

饮食方面，他也有不少精当之论。一方面他要求“食不欲过饱”，“饮不欲过多”，“莫强食饮，莫大沉醉”，另一方面也反对“饮食过差”。同时反对吃夜食、杂食：“杂食者，百病妖邪所钟，所食欲少心愈开，年愈益。”饭前不能哭：“凡新哭泣讫便食，即成气病。”饭后要活动：“人食毕，当行走。”“不欲饱食便卧，终日久坐。”而且，“食，先欲得食热食，次食温暖食，次食冷。”不同季节在饮食方面也应有不同偏重：“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此皆助五脏益血气”。论述得可谓具体而详尽。

房事方面他也认为要有节制不可纵欲，且“新沐浴及醉饱远行归还大疲倦，不可行房室之事。”总之是：“饮食过差，淫佚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不能终其寿。

起居方面，注意“人卧头边勿安火炉”，“夜卧勿覆头”，“卧讫，头边勿安灯，令人六神不安”。且“春夏乐山高处，秋冬居早深藏”，则“吉利多福，寿考无穷”等等。这些论述有一定科学性，对今天养生健体亦大有裨益。

唐代药王孙思邈同陶弘景一样，强调“治未病”，即治病当以预防为主，从而将养生与预防医学相结合，提出了“人之所以多病，当由不能养性”的论断，十分重视养生学。养生重在养性，养性就得注意精神道德的修养：“故养性者，不得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不能延寿。”与陶弘景同，他也要实行“十二少”，并要除去“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智，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悦，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认为人要长寿，事事当有节制。人贵在随四时阴阳之变化而动，不可逞强妄为。他说：“人之寿夭，在于樽节，若消息得所，则长生不死；恣其情欲，则命同朝露。”本着这一原则，他在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养生上颇多精辟论述。

在房事上，他既反对绝欲，认为“久而不泄，致生痈疽”，也反对纵欲，而要顺其生理的自然要求。他重视饮食的作用：“万病横生，年命横夭，多由饮食之患。”他要求食不烦恼，不重油，不吃生食、陈食。饭后漱口：“食毕当漱口，令人牙齿不败，口香。”并且食后要摩腹缓行，以助消化。他还对菜蔬、水果、谷米等150种食物的性质和食疗的作用做过专门研究。《千金翼方》中就辟有“养性服饵”方37首，“养生食疗”方17首。睡眠方面，他强调要“睡心”。他说：“半醉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益足，能息心，自冥目。”足暖易息心，故而睡前应洗脚，睡着防脚凉。他还十分重视散步的意义，要求“在四时气候和畅之日，量其时节寒温，出门行三里、二里及三百、二百步为佳，量力行，但勿令气乏、气喘则已。”

特别重要的是，孙思邈对老年人的保健颇有见解。他观察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征、老态表现及情性变化。认为老年人更要息虑寡欲、静思养神。还要有“小劳”式的运动，“常欲小劳，但莫大疲乃强所不能堪耳”。并要讲究饮食卫生，注意营养保健。在《千金翼方》中，他特地开设“养老大例第三”及“养老食疗第四”两节。同时他认为，人随着年龄增长应补充必要的药物“人年三十以上可服石药……四十以上必须服之，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六十以上二年可服一剂，七十以上一年可服一剂”等等。这些论述对发展老龄学，确有划时代意义。

唐以降，道教养生书迭出，然大体不出其要，这里不再一一赘叙。总之，道教将养生作为成仙的必由之路，十分重视养生活动。并在充分肯定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养生健体、祛病延年的各种途径，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我国养生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其中不乏迷信和虚妄的学说，但总体看，它对于增强人的体质、预防疾病发生，养护长寿之身确有重大意义。养生学是道教文化体系中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孕育着现代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医学、气功学、体育学的萌生，代表着东方智慧，也堪称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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